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威信、心理、个人素质等等。因为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这一个别原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8)。有的研究者提出，应当具体地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特点和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某个面貌的某些因素(9)。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10)。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应当重视历史人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应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11)。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12)。
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在谈到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了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样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的贡献。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的上层历史人物的活动的。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下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黎澍的这种看法显然有助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的公正性。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唯一主线的缺陷。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地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方面来加以分析，阐明了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文革”之后十几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这十几年内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而在这十几年间，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皇帝、琦善等人的活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丁汝昌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至8O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他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