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84)对内藤关于唐宋转型的描述做了历史的讨论。通过宫崎市定的作品，这些观点被建成一个主要的分析框架，特别是
在宫崎1950年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中。宫川尚志清楚地谈到宫崎在树立内藤的立场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概述内藤假说及其对日本中国研究的
影响>["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远东季刊》 [Far Eastern
Quarterly] 第14卷第4期(1955)，第533—552页。马克思主义的分期论最早由前田直典在1948年勾勒出，他1949年去世，此后由石母田正加以
发展。石母依据了周藤对宋元土地所有权的研究。寺地遵在《日本宋史研究的基调》，见《中国历史研究》第1卷(1991)，第191—210页中描述
了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政治态度。“近世”今天一般被译为“现代早期”(early modern)，但是宫崎在1955年用英语著述的时候是用的“现代”
(modem)，这得到了宫川的赞同，它显然反应了最初的想法。
③ Linda Grove 和Chfistopher Daniel8在star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 Qing social Economic
History(《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日本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论述》，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一书中翻译了“东京学派”关于中华帝国
晚期历史的一些主要的论述。还请注意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Mark Elvin，The Patterns of Chinese Past)，它介绍了东京学派社会经
济史的主要内容，但自己有一个分期论的主题。Denis C．Twitchett关于唐宋社会经济史的许多作品介绍说，东京学派实际上并未维护它的历
史分期论。
④ 内藤和前田的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和美国得到如此多的赞同，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对于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的理解，转化为进步的普遍道路。
在日本它鼓励了那些呼唤改革的人，以及那些身处国外，相信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应该向欧美的权力妥协的人。此外，按照寺地遵的说法，对
一些日本学者来讲，在二战之后表明中国历史并非停滞是很重要的(内藤看起来是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鲜有变化)，由此反对日本的侵略。然
而，在战前，认为东亚不需要依赖西方就可以走向现代化的观念，是为那些希望用来指导当代日本人的政治理想
服务。寺地遵指出，并非所有
的学者都把历史和他们自己的政见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右翼分子加藤繁就试图避免让中国史去适应自己的政见(他是否完全成功地做
到是另一个问题，加藤认可“大国家”这种观念，并且用大部分时间研究中国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其他人承认，现代性是由西方来界定，因
此得出结论说，除非欧洲人来，否则现代化的时代是不会开始的。松井等人于1930年所著的《东洋史概说》就是一个例子，宫川尚志的著作第
547页提到它。
⑤ 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特点不能被仿效。我们从历史中得知，传播在发生，而且学习和模仿对传播是必要的。否认
历史的进步是必然的，就是说：(1)界定“进步”这样一种特定的变化，就是对我们赋予那种变化的价值所做的判断，而不是变化本身的一个特
点；(2)如果不是自觉地去选择进行某种变化，国家自身不会变得相同。根据这个看法，所谓的“现代”，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势的描述，因
此也就是一个思想建构(construction)。
⑥ 中国研究之外的思想史已经不再试图去寻找一个民族的基本个性，并用“进步”这样的概念来判断他们。也有人批评用一些共同认可的观点
来界定一个时期和一个民族，无论这些共同认可的观念是高级文化的“精神”，抑或想当然的思想假定，还是指一个民族或阶级的“心态”。
请见Maurice Mandlebaum在<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The 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History，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一文中，对Arthur O．Lovejoy《存在的大链条：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on Ide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1964)的批评，Maurice的文章见于《历史与理论增刊》(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第5卷
(1965)，第33—66页。Peter Burke在<精神史的优势与劣势>("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对此做出辩护，它
也注意到心态(mentalities)的问题，此文见于《欧洲观念史》第7卷第5期(1986)，第439—452页。Roger Chattier在<社会文化史的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中不是单纯停留在批评，而是为思想史和社会史勾画了另一种道路(course)，这篇文章
见于Dominick LaCapra和Steven Kaplan主编的《当代欧洲思想史》(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第13—46页。用哲学的方法来对待历史上的观念，以及把它们从具体的环境中抽象出来，对这种做法的不安，促使Quentin
Skinner和其他人呼吁一种严格的环境论(contextualism)，例如，见他的<观念史中的意义和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见《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8卷第1期(1969)，第3—53页。在我看来，这种环境论，即使只是一种纯粹的
说法，也促使我们关注思想文化中的不一致和断裂，以及那些鼓励了多样化和争论的再生和转化过程，使我们避免在界定“儒家思想”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