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表3 1736-1911年川东北州县洪涝记载统计
说明：参见表1说明。
地方志等文献对自然灾害的记载中，字里行间反映出许多前后变化。例如道光《石泉县志·地理志》在前揭因山中开垦既遍，导致水文条件恶化，洪涛巨浪甚于往时之后，接着又论及相关的洪涝灾害问题：
“下流壅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沈灶产蛙，亦其常矣。道光二年八月大雨弥旬，石瓮为木筏横梗，水泄不及，汹涌澎湃，而大坝、饶风、珍珠河之水障于城西，红河之水障于城东，诸水混一，茫无际涯，数十里皆成泽国，城亦崩陷倾圮，东西房屋漂没无存，为从来未有之灾。或以为起蛟见龙，盖附会之说也。”
这里不仅强调了此次水灾特别严重，前所未有，而且肯定了山区盲目垦殖与洪涝灾害的直接关联，对起蛟见龙之类的附会虚无说法予以否定。光绪《新续略阳县志备考》对咸丰七年(1857)略阳县的水灾亦有类似说法：“浪起千层，舟行屋上，自来略阳水患莫此为最。”光绪十五年(1889)兴安府属水灾。同样被称为“数十年未有。山水不时涨发，沟甽港渠到处盈溢，傍山滨水田地冲刷淹没，所在多有”（注：童兆蓉：《沥陈各属歉收情形请拨款采粮平粜禀》，光绪十五年十月，见《童温处公遗书》卷3。）。
再如光绪《沔县志》载：同治六年(1867)、七年大水，“武侯祠数千年之庙，竟将沦啮，诚不可解”。可知当地水文状况恶化、水灾严重的程度。查沔县武侯祠创建于汉景耀六年（或称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历代多有修葺。同治初年，因汉江水文状况急剧恶化，而受到水毁威胁，光绪七年(1881)刊《重修诸葛忠武祠记》载：“汉水自祠西南隅建翎而下，直冲祠左，喷薄之余，绕祠后基南转而东鹜……”“自同治二年发逆毁伤之后，水势亦逾迫”，至同治六年、七年水患，情况更为危急。光绪六年(1880)重修之时，不得不筹集巨款，于祠后创筑重堤、水箭以卫祠基，同时强调“岁修以堤工为第一要务”，重堤坚固，方能顾及其他。也就是说，防御水患成为首要任务。而且做好了随时移祠他处的准备。（注：光绪七年刊《重修武侯祠记碑》，见《汉中碑石》第334页。）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加剧。光绪十年(1884)，“河水冲崩，祠后基址，岌岌可危”，不得不再次动用巨款，兴举大工，挑河四百丈，筑堤八十丈。（注：光绪十二年十月刊《修改武侯祠旧章示谕碑》，见《汉中碑石》，第341页。）
水患之外，旱灾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光绪《沔县志》记载了光绪三年(1877)的大旱，先是四月十五日大雨雹，或大如鸡卵。从此干旱，县境山河堰、天分堰等俱无秋，赤地千里，直至次年四月初一日才得雨，旱期几达一年，实为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
“闻诸沔人曰：县之饥馑，淫潦为多，从无旱灾，连年奇旱，虽七八十岁老翁有未经耳。闻者亦可知天道之有转移矣。谨书于此，后之莅斯土者防旱防潦庶预备云。”
所谓天道之转移，实亦与人事不无关联。
关于光绪三年(1877)大旱，多部地方志各有记述。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三：“光绪三年大早，自四月微雨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