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揭碑记中所说的西乡县“壬辰”(道光十二年,1832)水灾及修筑木马河堤防之事,有关档案中亦有反映,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十二日暂署陕西巡抚汤金钊奏称:“陕省西乡县南关外有木马河一道,节次水涨,逼近城根,冲刷城南铺面、民房,并分注该县大巴山巡检峡口街道滨临河岸,均须修筑护堤……于道光十四年十月兴工,至十五年五月工竣”(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此次水灾范围较大且灾情严重,兴安府属受灾似远较汉中府更重。据陕西巡抚史谱奏报:
该府城东、西、北三面逼近汉江,自八月初八日至十二日大雨如注,江水泛滥,更兼东南施家沟、陈家沟、黄洋河山水泛涨,围绕城垣……讵于十四日三更时分,忽闻城外水声如雷,是否起蛟,黑夜无从辨认,但见城东、南、北三面同时倒卸,水高数丈,由城直入……
冲塌城墙一千二百二十七丈零,城楼五座,其余城墙、城楼俱皆鼓裂歪斜。东、西、北护城土堤三道,冲塌二百五十丈零,庙宇、考棚、书院、仓廒、监狱、文武衙署以及教场、演武厅均多倒塌,府州科房案卷大半冲失……统计城内关厢被水灾民四千二百一十二户……实在乏食贫民三千八百九十一户,男女大小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名口……又淹损男女大小三千六百八十三名口,并冲塌房间。(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
相邻的湖北郧阳府属当年同样遭受淹没之灾。(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
道光十二年(1832)水灾尚未复元,西乡县城、堤刚刚修筑完成,陕南各属再次遭受洪涝灾害,西乡县城垣又被冲塌,“冲缺城垣二百余丈,水流入城,浸塌衙署、庙宇、兵房、仓监,致将所贮谷石间被漂没。”(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正所谓“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注:同治《房县志》卷4。)。据《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统计,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西乡县有洪涝记载11年次,其中8次发生在道光以后,占73%。
沔县南临汉江,城西南又有白马河绕城入汉,为水患多发之地。道光以后,受灾更为频繁。道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