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道变迁等导致田地无法灌溉或无水灌溉。与此相对的是灌溉面积的扩大，扩大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合法的引水灌溉，改旱地为水田，其灌溉面积得以在有关册籍上登载、反映出来。另一种是不合法的、违例的偷行引水灌溉或强行强水灌溉，即所谓“射利之徒，间有将旱地开作水田……恃强争水”、“偷挖堰水”等情况。（注：严如熤：《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载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
　　其二，用水秩序混乱，争讼不断。各堰渠所灌溉田地，各有定数，这就是通常说的“册内原灌正田”。册载正田“岁修有费，轮甲行夫，为日已久，是以永沾灌田之利”（注：严如熤：《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载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用水秩序混乱的第一种形式就表现为册外之田与册内正田争水的冲突。沔县泉水堰创自明代，原为12家军户所修，“系拾贰家军户之私堰，沿河两岸支流汛泉，总归此堰，外人不得开地作田，阻截上流”（注：《处理泉水堰纠纷碑》，咸丰九年。以下此案引文俱出此碑。）。据说一直“无敢违者”。但到道光十一年(1831)，“有客民陈正秀开地作田，违例霸水，被堰长投约，处明具结，永不得拦截堰水。十四年，又阻拦堰水，亦具有结。又十五年，张文兴、李普、王修德等估截此堰上流之水，被堰长具禀在案，蒙县主李断令仍照旧例，立碑为记，外人不得紊乱”。讵料截水者不仅未立碑，而且不悔过，此后又先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咸丰九年(1859)，由陈正秀之弟陈正章，陈正秀之子陈有刚、陈佘娃、陈周儿，张文兴之子张武刚，陈正秀之孙陈二狗，李普之侄李茂春等多次恃强违例拦截堰渠上流，“勺水不下”，甚且反控堰长，并将堰长按于水中，“淹浸几毙”。20余年间，虽有官府多次理断、禁令，陈、张、李、王诸家竟五次拦截堰水，可见争水之激烈程度。
　　杨填堰在光绪年间发生了一系列修堰、用水冲突，先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西营村廪生张成章贿窜百丈堰首事刘永定，与村民张玉顺等多人一道，“以旱地作田，在于洪沟桥搭木飞槽，接去五洞外若干济急之水，从旱地凿渠引水，退入官渠，沙淤壅塞，有碍堰水，为害非浅”（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接着又有“吕家村吕璜等偷砍西流河护堰之柳，私捏字具；狡骗河西拦水坝地址，凶阻工人，不准拣石修堰。又补修二道□□庄村人率众阻挠，亦不得拣石修砌，种种谋害，叠相侵扰，直使古堰竟为乌有”（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由此而起纠纷先后告至县、道，判西营村为违例搭槽开渠，改作水田，令其拆槽平渠，不得再犯。吕璜利己害公，附堰村民不得霸占近堰之地，阻拦修砌。但事情到此并未了结，西营村张成章等乘原任道台恩开卸任之时，欲翻控逆结，讼案又起，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审断，维持前判。西营村并不因此甘心，四月插秧之时，竟又恃强违断，“预备搭槽灌溉”，于是，争讼又起。此类册外田地与册内正田争水现象，在安康县东坝、汉阴凤亭堰、城固五门堰、汉阴济屯堰、山河大堰等都不同程度存在。
　　册内田亩争水的现象更为普遍，几乎无堰不有，只是程度、规模互有差别。碑石所见规模较大、历时长久者有汉阴厅月河济屯堰，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八月，咸丰元年(1851)三月、九月，咸丰六(1856)年五月，先后有监生沈兴洽、生员沈兴潮及工书白际太等与堰内武生刘绍杰等为争水（沈兴洽等恃强截放，淆乱旧规）而互控，屡断却不能结。（注：《月河济屯堰总序碑》，咸丰六年七月。）城固五门堰之油浮、水车二湃（居上流）与西高渠（地居下流）之间为争水亦“迭次控争，官经数任，蔓讼不休”（注：《油浮水车二湃修渠定式碑》，光绪五年五月。）。自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五年(1879)，亦屡断不结，西高渠绅粮杨春华曾率众挖毁所修渠底平石。安康县千工、万工两堰：
　　“灌田数万亩，阖郡民食所出也。（光绪年间）每逢夏旱，民以争水灌田，纠众持械辄酿巨案，前此判斯狱者讫不能决。”（注：《兴安府绅民缕陈政绩禀》，见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1。）
　　他如唐公车湃、凤亭堰、小龙王沟五堰、月河补济堰筹，各有争水事件发生。“黑夜偷水”、“将平水改窄易宽，渠旁暗挖窟眼”、“变诈多端”伪造水册，“奸滑诈增水数，豪强任意兼并”现象每有出现。
　　其三，堰渠修浚冲突频仍，严重影响灌溉效益。冲突大多由修浚负担分配而起，有为逃避修浚负担而隐匿灌溉面积者，如五门堰（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杨填堰（注：《修复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有避重就轻者，如褒城荒溪堰（注：《荒溪堰条规碑》，道光四年。）；有为减轻修浚负担而擅改堰渠设施，不顾堰渠整体利益者，如城固唐公车湃（注：《唐公车湃水利碑》，道光三年。），安康大济堰（注：《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碑》咸丰二年四月。）；有堰长人等图一己私利人为妨害堰渠修浚者，如五门堰（注：《五门堰定章告示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亦有堰外之人盗取护堰林木、阻碍采取修堰工料者，如杨填堰（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西乡县金洋堰等（注：《公议禁止金洋堰一切树木碑》，同治十二年六月。）。有的冲突反复多次，持续数年，对堰渠修浚影响严重。如安康团山铺大济堰上下两牌间为棉花沟废闸建笕而起争讼，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始，持续至咸丰二年(1852)，历时五年之久，几经周折，终以“欲废两闸，而于堰心水面平铺石板五丈为渡水之笕，载棉花沟浊流于笕上，使石笕下堰水通流，日后沟沙塞积，堰水不致受淤，即可诿挑浚之工于上牌而不问”（注：《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碑》咸丰二年四月。）的下牌败诉为结案。又如五门堰黄家湃，“旧规每春分工挑淘，洗帮见底，所灌之田，每亩派钱四十二文，交堰长以资工费。兵燹后，各堰长视沙土为利薮，包于田户，叠层渔利，年复一年，竟将古之渠心堆作沙波，其湾曲愈淤愈大，偶一逢旱，下流不得见水，屡兴上控”（注：《五门堰黄家湃修浚定章告示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
　　当然，有些堰渠用水、修浚中的矛盾冲突，清代前期亦有存在，前后期相比，变化在于这些问题更加广泛、更加严重了。
 

二、社会风气变化与堰渠水利
 
　　灌溉水利为农业命脉，其重要性为众所皆知。同时，水利工程又具有公共性质，在传统的分散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水利事务中的表现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认识的。而且，水利领域并不是孤立的，它仍是当时社会无可分离的一部分，用水秩序混乱、堰渠修浚冲突等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当时主要社会问题的核心所在。或者说，用水秩序的混乱，修浚冲突频仍有其社会背景。在清代后期陕南的碑石中，每见有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记述，最为概括性的便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类的说法，无论堰渠水利类碑石或是其他类碑石都能看到类似的内容。如褒城县《荒溪堰条规碑》云：“无奈时移势易，人心不古，竟有奸诈之徒，拣好修者修之，至难修者遗之。”再如安康县《黑油沟公议禁碑》称：“无奈世风不古，民习日偷，藐视王章，罔知责耻，常窝藏匪类，以赌博为生，甚至狗党胡行，为盗为贼。呜呼，世道流污，何至如是耶？”而这正是堰渠用水、修浚冲突的社会背景。
　　集中体现当时陕南社会风气变化的是各地方关于整饬风化、维护社会秩序的禁令、告示、乡规民约等，如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平利县《丰口坝公议条规碑》，道光五年(1825)九月《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镇平抚民分县严禁牲匪赌窃告示碑》，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紫阳知县严禁近滩小船水夫借机抢捞货物告示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紫阳知县禁匪徒乘机抢取客货告示碑》，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岚皋双丰桥组碑》，同治元年(1862)十月安康《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同治五年(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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