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

nbsp;我们知道，安禄山本是营州杂胡，他和史思明二人都是幽州的"捉生将"。唐代在幽州拥兵主要是防备奚和契丹，唐代对安氏一再姑息养奸的目的从根本上来看是想借其力量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唐以后北方奚、契丹在不断南扰农业区，直到天宝十五年，奚、契丹仍"数出北山口至范阳，俘却牛马子女，止城下累日"。（注：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同时安禄山也在不断进攻奚、契丹，并且也养同罗、奚、契丹为"曳落河"。看来，安史之乱本身与北方民族关系十分密切。开元天宝间，回纥与突厥征战不已，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十分大，《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歉馑则剽劫，丰饱则柔纵，乐极怨仇，号为难制掣。"故《资治通鉴》卷215称："开元以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以后，边将奏益民浸多，每岁用衣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民始苦矣。"由前面的研究表明，8世纪中叶以来确实是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加大的分界线。面对压力朝廷对安禄山才一再姑息养奸，但终酿成大患，这是安史之乱可能发生的大背景。
    安史之乱时北方地区的气候特征是与唐代后期气候特征相吻合的，即冷湿。《资治通鉴》卷216谈到天宝十年（715年）契丹的核心区"时久雨"，《资治通鉴》卷217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年）："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上忧雨伤稼…上曰：淫雨不已。"《李岘传》也记载："十二载，连雨六十余日。"从上面记载连续三年淫雨长达六十余日来看，当时气候是十分反常的。这种冷湿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十分大，必然会加大向南推进的潜动力，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更大威胁。安史之乱也正是在这种气候特征和大的民族压力之下发生的。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经济区受到极大的破坏，唐代国力日见衰微，即使不乏明主怀中兴之志，但多是回天无力。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压力继续增大，到五代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如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936年沙陀人石敬塘建立后晋，947年沙陀人刘知远建立后汉。历史气候研究表明，近2000年中国历史气候前1000年相对温暖湿润，而后1000年相对寒冷。五代以后，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北方民族辽、金、蒙古、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特别是统一的大政权，这是与近2000年的前1000年不同的。因为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五胡乱华"，但其建立的政权均为主要在北方地区的小政权，入主中原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主要是在后1000年。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核心区也越来越靠近东部，同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由黄河流域中下游东南移向东南地区，这是东亚大陆气候大陆度增大而季风影响退缩背景下的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历史人地轨迹。
    五代以后历史气候总体寒冷，但时有反复，历史发展虽然时有反复，在许多方面多有建树，如北宋时期和元代，处于相对温暖时期，即中世纪温暖期，国力相对强盛，但经过12世纪的寒冷突变，总趋势仍是更加走向衰落。这样，从长时段来看，虽然宋代及以后的历代的综合国力绝对值强于汉唐，但以后历代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种现象正是与中国近2000年来后半段的寒冷气候同步的。唐代中叶的气候突变及安史之乱是这种大演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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