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

难以生存，激化了内部矛盾，东突厥内外离心，特别是铁勒诸部起义，国力大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代贞观四年（630年），李靖乘机北征，大胜突厥，突厥余部"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部分内迁设立州县，唐代从阴山开拓疆域至大漠，以后突厥便一蹶不振了。
    不过从8世纪中叶以来，北方游牧地区环境压力十分大，战乱和内迁频率增大。
    先是后突厥和突骑施的动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突骑施莫贺达干"遂帅诸部叛"。（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后突厥内乱，争夺汗位，"部落日以携离"。（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天宝元年（742年），突骑施都摩度来降。（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元年（742年），突厥西叶护阿布思、西杀葛腊呜、默啜之孙勃德支、毗伽登利之女等人率部1000余帐"相次来降"。（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三年（744年），拨悉密部落东突厥杀乌苏可汗，国人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唐趁机联合回纥军攻白眉可汗。（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怀仁可汗攻杀白眉可汗，灭后东突厥，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注：《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于是回纥"尽有突厥故地"。（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回纥取代突厥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后，也不断产生内乱，向中原地区进拓。
    安史之乱中，唐代军事力量不足，而北方的回纥一时十分强大，只有靠回纥、铁勒等族联兵抵抗，回纥等族反而日加自恃，不断南侵中原。
    宝应元年（762年），回纥一度"引兵南"，以致造成"朝廷震惊"。回纥至东京，则"放兵攘剽"。（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永秦初（763至764年），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振武，攻东陉，入寇太原"。（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会昌年间（841至846年），回纥"入云朔，剽横水，杀掠甚众，转侧天德、振武间，盗畜牧自如"。（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回纥随之在安史之乱中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和亲互市，回纥与唐的关系远比与突厥的关系和睦。这种状况可能与当时游牧民族地区和农耕区本身环境压力有关。开成年间，由于回纥境内连年大雪，严重饥荒，疫病流行，所谓"会岁饥，大雪，羊马多死"（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内外交困下，外族又入侵，"回纥遂衰"。
    到9世纪中叶，中高纬度地区气温更加寒冷，回纥"冻馁死"甚多，回纥内乱加剧，西边的黠戛斯乘机发动进攻，杀死回纥可汗，回纥四处流散。（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安史之乱后，党项人的内迁压力也增大，多次参加反唐作战，向关中进发，直抵邠州、宁州、凤州、梁州、鄜州、坊州、丹州、延州、同州、振武军诸州，（注：《新唐书》卷二二一、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故在9世纪有"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之称。（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安史之乱以后，吐谷浑大量迁入盐州、庆州、夏州、幽州、丰州、云州、蔚州、振武军等地。（注：《新唐书》卷二二一、《资治通鉴》卷二四五、二五三、二五八和二六四。）
    贞元年间，沙陀7000人受吐蕃威逼内迁，元和年间，沙陀3万余众内迁。（注：《新唐书》卷二一八。）
    总之，安史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乱和南迁频率大大加大。
    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隋代和唐代前期，由于游牧民族所处高纬度地区气候相对暖和而稳定，突厥民族十分强大，大唐有时多依赖于突厥，突厥也多次南侵，对唐构成了威胁，但由于唐本身也十分强大，突厥民族往往不能染指中原，唐太宗也才有"天可汗"的称号。唐代后期，虽然回纥与唐代也曾和睦相处，但唐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化在加快，游牧民族的南侵不仅表现在征战，也表现在南附不断和北方民族内部攻伐频率增大，而唐代往往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控制北部边疆的能力大大下降。
    据研究表明，中唐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也是与中唐以后气候变寒冷有关。中唐以前青藏高原上气候相对温暖，吐蕃十分强盛，不断向外扩张，唐中叶形成一个地跨今藏、青、新、川、滇几省的大帝国。但中唐以后气候变寒，吐蕃从此一蹶不振。（注：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特别是会昌年间，吐蕃内乱使国力大损，扩张停止，但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压力更大了。
    这些游牧民族的内迁，使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晋北、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这说明唐代中后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日益增大，而这种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受寒冷气候造成的基本生存和生产的困难为潜在动力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唐代后期为一种冷湿的气候，降水量相对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次数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陈可畏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注：陈可畏《唐代河患频繁之研究》，《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水土流失加重使农业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河患频繁更使唐代王朝疲于奔命，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这无疑使唐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削弱。
    应该说安史之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发生的。
    3.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
    安史之乱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唐中央政权消弱，藩镇割据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唐代藩镇割据政权中只有北方的藩镇才真正威胁到唐代中央王朝而攻破长安呢？这里需要分析一下安史之乱的潜在因素。
    20世纪讨论安史之乱的原因的论著很多，不过笔者注意到30年代章嵌先生在《中华通史》中提出的四个原因，即设立节镇、重用蕃将、攻伐奚和契丹、溺惑嬖宠。在笔者看来，前三点原因都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有关。80年代高世喻在《西京访古话玄宗》中提出安禄山手握重兵有了造反的能力和想法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是正确的。我们认为，这种能力是由于唐代在北方游牧民族压力增大下，设立蕃镇而"以夷制夷"的结果。早在唐太宗时，便将降附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使为中国捍蔽"。（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种政策在以后民族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就更显得突出。而想法的产生与安禄山本身骨子里"歉馑则剽劫"的游牧民族思维冲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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