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

bsp; (3)唐代的区域气候研究结果也是如此。有的学者从河南历史时期寒冷变化看出，隋唐时期是"以暖为主，而后期转寒"。（注：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七辑。）陈家其等建立的2000年以来江苏温度变化指数曲线表明，在相对较温暖时期持续最久的是7、8世纪，即唐代中期以前，其间很少冷冬记载。（注：陈家其等《江苏近二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3期。）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北界比现在高2个纬度，由此可推论当时长江上游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1-2度左右。（注：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据郭声波研究认为唐代成都有荔枝生长，但南宋就没有了。（注：郭声波《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寒冷气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另唐代张籍《送蜀客》诗有："木棉花开锦江西"，知唐代成都有木棉生存，不论这种木棉是木棉属的木棉或是棉属的树棉，都是一种喜温暖的植物，今天成都这两种植物都没有自然状态的生存，可说明唐代成都气温应比现在高。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根据杜甫在成都作《咏雨》诗谈到阴历四月梅雨型天气，认为现在成都春夏之交已经没有梅雨天气，也可见唐代成都比现在更温暖多雨。据《新唐书》和《蛮书》关于云南柘蚕生长期来看，一般是正月生而二月茧。我们知道，蚕对温度要求十分高，月均温低于20度便可能受到影响，最适温为16度到21度，气温降到7.5度以下便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以看出蚕的适温期比现在提早许多，说明当时云贵高原年积温比现在高。对《蛮书》卷7记载的曲、靖州以南和滇池以西的农作节气，历代争论较大。笔者取昭通坝子、滇池坝子两地节气对比看出，唐代水稻是阴历三四月播种，八月收获，而现在这些地区是阴历四月底播种，十月才收获，可见现在水稻生长期推迟并拖长，说明现在云南地区一定时期内活动积温下降，可供作物生长的的时期缩短。
    (4)唐代不仅温暖，而且是一个十分湿润的朝代。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统计了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表明唐代是一个旱灾相对较少的时代。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统计表明，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中水灾比例最高的时期，这可能与当时降水丰沛有关。吕蔚光《华北变旱说》（《地理》第一卷2期，1937年）认为汉唐时期塞外河水普遍丰于今日。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注：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年1期。）可见唐代气候确实比较湿润。
    总之，现在看来唐代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属于温暖湿润的时期是可信的。
  2.温暖湿润的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历史时期中国农牧生产的影响
    王子今先生曾对秦汉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两汉间的气候由暖到寒的转变，正与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而东南的转变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与江南的户口消长及河患消长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相关性。（注：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这说明气候变化对秦汉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明显。
    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对高纬度的东亚游牧地区（大漠南北）、中纬度的中国传统农业区（黄河流域）和低纬度的南方开发不足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巨大且各有侧重。
    (1)对高纬度东亚游牧区的影响。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气温波动和降雨量的变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至今草原地区的"白灾"仍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在生产力更低下的中古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研究表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相关系数达0.68。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的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注：内蒙古镶黄旗气象局等《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中国草原》1984年2期。）这种气温波动往往对游牧民族产生迁移大格局的影响。使寒冷期中国高纬度地区游牧民族形成周期性的向南推进大势。相反，如果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草原生态环境良好，游牧民族生产相对正常，社会往往相对稳定，对南方农业民族的影响相对较小，南方农业民族的北面压力相对小，有利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
    (2)对中纬度传统农业区的影响。据倪根金研究表明，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了我国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向南退缩，干旱和半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缩短，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频率增大，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北方水稻种植萎缩，粮食单产量下降；同时也使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南迁（注：倪根金《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相反，如果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则农牧线北移，农耕区扩大；气候转暖往往使自然灾害频率减小，农业生产相对稳定。气候转暖使供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增长，熟制增加，复种指数增大，单位面积总产量增大；单季农作物可能因气候湿热而本身生长期短，在单季产量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为提高复种指数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同时气候温暖湿润使水源更充足，水稻的种植面积拓展，粮食产量提高，而竹类、桑类植物在北方生长更好，随生物多样性而来的产出多样性往往使北方地区有更多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往往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
    (3)对低纬度南方开发不足地区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我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较复杂。这种复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我国中低纬度地区气候变化的幅度是大大小于中高纬地区的，也就是说长江流域，特别是珠江流域气候变化幅度较小，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一方面南方地区的地表下垫面相对更复杂，山地、丘陵、平坝相兼，而地表水资源丰富，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些地区还处于一种原生态状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往往人为因子的影响更明显。王子今先生曾认为东汉以后气候日加干冷是长江中游长沙、桂阳、零陵地区户口发展，使"卑湿"地区得到更好开发的自然条件，从理论上讲似有其道理，但真正要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唐代比东汉魏晋南北朝湿润多雨，但南方地区却得到更大的开发，"卑湿"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善。实际上从气候变化来看，如果南方地区更加干冷，对农业经济的副面影响也更大。由此看来，南方地区的开发可能还是受南北文明大移位的影响，人为的因子可能更大。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从理论上讲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减弱。不过，据杨柏等人研究近百年中国亚热带地区农业气候带界限动态变化表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北界近百年摆动2个纬距，其中双季稻北界摆动1个纬度，柑桔北界摆动近1个纬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十分大。（注：杨柏等《近百年中国亚热带地区农业气候带界限动态变化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自然资源学报》1993年3期。）可见直到现在气候中长期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不可低估，更何况是在唐代。
    （二）温暖湿润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1)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唐代随着气候变温暖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农牧业地区的北线在向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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