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
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
内容提要：分期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由于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还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根据当前有关研究的进展情况，中国青铜器的产生、青铜器铭文的起源、商末青铜器、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西周厉王以下青铜器、长江下游青铜器、秦国青铜器、青铜器上的巴蜀文字和汉初青铜器的研究，都是前沿性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青铜器 分期研究 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备受学术界和艺术家的珍视。由于青铜器多有铭文，与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密切相关，过去的研究者常有侧重，对器形、纹饰、功能、工艺等方面注意较少。近年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渐多，才使以考古学方法为基础的青铜器研究成为主流。
和所有考古遗物的研究一样，分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该强调把考古学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其次再以古文字学等研究去论证和深化。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专题，就是这样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①。 经过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努力，中国青铜器分期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这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而言。事实上，中国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所以分期还必须同分域相结合，逐步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发展系列。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自然需要长时间的投入。
青铜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试就当前的进展情况，提出十个可能有前沿性的课题，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青铜器的产生
中国学者大都认为青铜器的出现和文明起源有关，西方也有著作讲到中国青铜器手工业的规模和性质使之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②。因此，探索中国青铜器产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迄今在中国境内好多地点已有早期铜器发现，最早的如陕西临潼姜寨的半圆形铜片，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些早期铜器，品质包括红铜、黄铜、青铜等，种类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这指示我们，中国青铜器应有其自己的独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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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先秦史》(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不过，目前已有的材料还不能构成青铜器产生过程的完整线索。在中国的这一过程肯定有自身的特点，需要寻找更多的依据才能确切描述。我们也不能排除其间存在境外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二)青铜器铭文的初始形态
一般认为青铜器铭文最先出现于商代前期，这是在将商代分为前后两期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像近时一些学者主张的分为早中晚三期①，则铭文当始见在商代中期。
已有论著对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辑录②，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铭文的真伪尚有争议③。例如山东桓台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铭文8字：“戍宁(予)无寿(俦)，作祖戊彝”，有学者主张较早，已有论文指出形制与郑州白家庄的觚有异④，我认为应列于商代晚期后段。
商代中期的一些铭文，有些近似陶器刻划符号或者花纹，显然和后来的铭文有所区别。例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传出郑州杨庄的鬲，铭文或释为“亘”、“耳”等，都未必准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饕餮纹锥足鼎，双耳下口沿上各有阳文一字，勉强可释为“冃”⑤。这类铭文的性质，特别值得探讨。
(三)商末青铜器
以殷墟出土品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近几年由于发掘材料增多，有关认识不断深入和丰富。特别是新发现的几座随葬青铜器很多的墓葬，进一步开拓了大家的眼界。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殷墟郭家庄160号墓，依所出陶器“时代应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阶段”，而墓内的青铜卣与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卣非常相似，从而提早了后者的制作年代⑥。
殷墟三、四期青铜器的特征比较明显⑦，当前已经有条件加以综合归纳，然后结合非发掘品一起整理研究。因为这段时期青铜器铭文增多并且加长，还可以利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若干铭文有历日和周祭，或者能与甲骨文相联系，都十分重要。过去已有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⑧。最近陆续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青铜器铭文，例如国家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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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
杨晓能：《古代中国的映象：纹饰、象形文字与图象铭文》(Xiaoneng Yang，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ecor， 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纳尔逊艺术博物馆，2000年，第88—91页。
③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
④ 王宇信：《山东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认识及其启示》，《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同②杨晓能书，图179、183。
⑥ 李学勤：《郭家庄与斗鸡台》，《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300页。
⑧ 王世民、张亚初：《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馆新入藏的作册般铜鼋等等①，对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殊有裨益。
(四)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
《诗·商颂》的《殷武》篇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商王武丁时势力已经达到荆楚地区，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可相印证。多年来，湖北湖南出土了数量相当多，制作也非常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但大多见于山水之际，缺乏与当时遗址的联系。
1996—1997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②，2003—2004年在湖南宁乡黄材炭河里③，先后发现了有青铜器随葬的墓，墓的年代被定为西周。这些青铜器，有的形制、纹饰均和中原商代晚期的类同，有的甚至有商代晚期多见的铭文，如高砂脊的“酉”鼎④，但另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