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