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学术批评

  乾嘉时代，清代学术已经明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汉、宋学术的内涵与本质，总结清代学术的特点，为学术发展寻找出路。钱大昕生当其时，他对于汉、宋学术以及清代学术的看法和评论，有很多精辟之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评汉学
 
    钱大昕治经，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1]，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2]，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3]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4]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钱大昕云：
 
        《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5]
 
钱大昕还说：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6]
 
    可以看出，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7]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8]。在中国学术史上，今古文经学势同水火，互相抵斥，钱大昕有如此持平的看法，实属难得。钱大昕评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
 
        董生说《春秋》，多引《论语》为证，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当仁不让”，“苟志于仁，无恶”，“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证《春秋》之指。盖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多见于《论语》，西京去古未远，犹有传其学者。今所存惟东汉诸儒之说，而《春秋》之微言绝矣。[9]
 
    很显然，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10]，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评论汉儒经学，主要在方法层面上，换言之，主要在工具层面上。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鲜有涉及，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以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为基准，钱大昕对清以前学术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钱大昕说：
 
        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1]
 
又说：
 
        尝病后之儒者，废训诂而谈名理，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圣朝文教日兴，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经博物为尚，若昆山顾氏、吴江陈氏、长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训，不徒以空言说经，其立论有本，未尝师心自用，而亦不为一人一家之说所囿。[12]
 
    显然，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清代，人们开始对宋明空疏之习进行反拨，学风丕变，学术研究始又走向敦实之途。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
 
二、批宋学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13]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4]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这也是钱大昕往往以汉学与宋学对举，扬汉学而抑宋学的原因。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驳难。如他论“性即理”云：
 
        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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