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国共大较量

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 党派遣的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五月抵上海，先后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建党。维经斯基的使命，明显地带有「传教」性质。不久，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第二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在上海秘密组党。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在荷属东印度组织和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他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当他谈到在莫斯科与列宁的会见时—

    「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著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著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七十多年前，那个「红色的起点」，看到就是这样一副场景：一位来自共产国际教廷的高级传教士，向新教友们传达教皇的期望。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上海。几乎是同时，北京也有一伙人秘密聚会，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者是胡鄂公和邝保汉，主要成员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今日》，故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曾派彭泽湘等人赴莫斯科，要求得到承认并加入共产国际，却遭到拒绝。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经过教廷委派的代表指导，擅立教门，不是「正统」的共产党。不久，宣布解散。

    很明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同是秘密帮会，而前者是会党，后者是教门。教门以信仰(迷信)为凝聚力，这是它不同于会党的最关键所在。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从一开始便接受共产国际(教廷)的领导和经济支持，这又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民间教门，组织上更为严密。

    现存最早(红军时代)的中共入党誓词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与兴中会的入会誓词相比，共产党的誓词更强调纪律性和秘密性，而且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誓词对党员不仅仅是严格的约束，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即无条件的奉献。国共两党的成立，尤其两党经过艰难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先后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当然不是简单的民间帮会形式可以概括的。

「联共」与「容共」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孙中山与苏俄共党及政府取得联系，多次会见维经斯基、马林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Ｃ．Ａ．达林；又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密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著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总数为一九八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大会选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占了三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中共党员占七人。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中共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意思。起初，遭到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许多党员的激烈反对，终于抗不过「上级机关」的命令，只好服从。于今中共评判这一段历史，仍认为陈独秀犯了左倾错误；不得已加入国民党以后，他多次表现的妥协又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真是左右为难。其实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并没有错；既入国民党，尽量与之妥协也没有错。如果不能做到尽量妥协，当初一定要加入干什么？陈独秀左也错右也错，无非是共产国际总是有理。

    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造成党内有党的中外奇观。中共方面称孙中山采行「联俄联共」政策，国民党方面则称之为「联俄容共」。想当初，是「联」也用过「容」也用过的，而一字之差，精微大义。「联」是联手，两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容」是包容，我中有你，你中却没有我。事实上，「容」比「联」要确切。国民党几经沧桑，人多势众，政治上也有相当稳固的地位，所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早已不是第一次，不过是第一次堂而皇之公开亮相罢了。与中共「一大」的鬼祟、偷摸和寒酸，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家大店大，又有过「兼并」其他会党的成功经验，因而把「容共」也只当做小小的一次兼并。殊不知这一次却非同小可。

    共产党寄身在国民党之中，并没有被吃掉，而是趁势发展壮大，短短几年，至数万人之众。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的矛盾斗争，及日后共产党差点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几遭灭顶之灾，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导演的这场「入党」戏开锣的。不能说共产国际早料到有这样的结果，它连自己的结果都未能预料。作为统一指挥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教廷，实际上是苏俄手中的傀儡，它给中国的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好主意，都是些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的馊点子。这一点，斯大林后来也不得不当著毛泽东的面承认了。

    如果国共合作的方式，真是「联」而不是「容」，彼此为友党而非党中之党，发生日后那样激烈的摩擦和残酷的斗争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工党，该党在正式成立之初就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共产国际是否教条地照搬俄共的经验，有意要在中国国民党内人为地造成一个「布尔什维克」，恐怕是永远找不到答案了。事实上，国民党内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只能是「孟什维克」。一旦其继续存在使「纯粹的」国民党人感到如芒在背，它也就难逃血光之灾了。这也是跟俄共学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企图组成一个合法的反对党，结果惨遭镇压，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被迫逃亡国外。一九二七年，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继而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宁可错杀一千」开恶例

    蒋介石此举，开了一个恶例。无论事后他勉强举出多少理由，如共产党阴谋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都没有任何法律及道义上的根据。即使真要打倒某个党、打倒某个主义，无非党派信仰之争，如果据此可以作为杀头的理由，这个党和主义也就合该打倒了。至于恐怖，共产党的确制造了一些，如湖南的农会运动，但比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大屠杀，简直如同儿戏。总不能「因为你搞了点恐怖，所以我要对你百倍千倍的恐怖」吧？有人说，以共产党后来的坏，可见当初把它赶尽杀绝是对的。这种「先见之明」更是荒谬。以「未来之坏」预先定罪，请问是哪家的法律？

    国共既已合作，就是革命的盟友，至于政见、信仰、策略诸方面的分歧，能容则容，不能容则可以讲清楚，有话好好说。诚如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两党关系剑拔弩张、猜忌日深时发表的《汪陈联合声明》所言：「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硬是说不清，问题无法解决，非要分开不可，无妨好合好散，好歹盟友一场，何必同室操戈。而且「容共」方式，共产党是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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