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的增大,导致债务的不断积累,最终使得积极的财政政策变得不可维持,政府不得不放弃债务性融资转向通货膨胀融资。因此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来看产出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是一个重要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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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一个基于长期视角的分析
虽然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美国真正将其付诸政策实践是在60年代初的肯尼迪政府时期,这种方法被称为“新经济学” 。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赫勒认为,政府必须实行以3.5%的经济增长率和4%以下的失业率为目标的长期性赤字政策。赫勒的这一思想被运用于政策实践中,并且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开支。从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106个月,1969年美国的失业率仅为3.5%,这一时期被誉为“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被认为是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成功典范。但是如果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短期转换到长期,我们得到了近乎相反的结论。为此,在这里首先列出美国从1952年到1992年的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数据(如表1)。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宏观经济在经历了60年代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后,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在1972—1982年间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7%,同时失业率却升高至7.0%,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至2.2%,这就是所谓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而通货膨胀在1982年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降至年均3.8%,然而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处于低水平—2.7%。
因此,如果我们从长期(10年甚至20年)的角度来考察美国60年代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将发现其政策效果并不像其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甚至结论可能相反。他虽然带来了60年代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还应该为70年代的滞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如我们在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所分析的,总需求、总供给曲线对财政扰动的作出调整的过程中,经济要经受“滞胀之苦”),以及后来各届政府为治理滞胀所付出的代价,如80年代的里根政府采用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成功的治理了滞胀中的“胀”,但是这是以一个较高的牺牲比率换来的,失业率仍然居于较高的水平,并直接导致了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经济衰退(1990和1991年经济连续出现0.3%的负增长),而日益累积的巨额财政赤字更是成为各届政府的棘手问题。因此,70年代美国经济运行中的滞胀是经济对60年代财政扰动做出的调整。由于美国政府在60年代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扩张,使得总需求曲线被推到较高的位置后开始向下移动,而总供给曲线由于价格粘性而缓慢的向上移动,因而60年代虽然价格有所上涨而通胀率只有较温和3.3%,当总需求曲线继续向下移动而总供给曲线继续向上移动时 ,滞胀就出现了(如图5)。
虽然人们对60年代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存在争论,但是人们对60年代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一个共识性就是:70年代的“滞胀”为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提供环境,并由此产生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立,这正如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
五、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1988—2003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调控,货币政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这与我国的中央银行长期缺乏独立性,并且货币政策与财政相比具有较长的外部时滞有关。本文分析1988—2003这段时期我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根据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我们将这段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如图7所示。由于特定的制度等原因,关于我国的失业率的
统计数据人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因而也无法估计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但是在我国的理论界有关于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区间”或“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根据经验,我国的适度增长区间为8%—10%,据此本文取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并以次来判断我国的经济形势是扩张还是紧缩,如果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9%)的差额在(-1,1)之间,我们就认为这样的增长率是合适的,如果这个差额小于-1,我们就认为经济处于紧缩状态,而差额大于1则认为经济处于扩张状态。

第一阶段,1988年至1993年,严厉的紧缩与扩张,经济“骤冷骤热”。为抑制1988年的通货膨胀,我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紧缩性(冻火鸡式)财政政策,虽然迅速降低了通货膨胀,然而却导致了经济在1989和1990年连续两年萎靡不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也就是严厉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了我国经济由1988年通货膨胀迅速沦为1989和1990年的经济衰退,经济由骤热变为骤冷。接着为了治理衰退,政府又不得不放弃了严厉紧缩性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以此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1992年,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苗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42.6%,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4.2%,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高达58.7%,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两年内分别上涨至13.2%和21.7%,致使1993年和1994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因而又由骤冷变为骤热。因此,在1988至1993年的财政政策实践中,由于实施的力度大,经济的波动幅度也大,波峰与波谷之间相差10%,同时由于时间短,因而这种经济波动称之为“骤冷骤热”。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走势可以从图7中更为直观的看到。
第二阶段,1993年至1998年,适度从紧,经济“大起大落”,由通货膨胀沦为通货紧缩。为了抑制1993年的严重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财政支出,压缩赤字规模,1994年实行了进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维持在10.5%的较高增长速度,1996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1%,同时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是人们所普遍认为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效果—经济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 。然而后来的宏观经济走势表明,这种所谓的“软着陆”实际上并不恰当,从图7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没有“着陆”而是继续下降,一直到1999年的最低点7.1%。1997年,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迅速下滑至8.8%,比1996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从1997年10月开始出现绝对下降,到1998年7月,持续下降9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5月出现下降,工业品价格指数从1996年6月开始下降并持续到1998年7月,长达25个月之久。我国于1993年开始的持续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下并没有使经济在1996年“着陆”而是不断的使经济紧缩,1998年,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经形成了通货紧缩局面。

从普遍的观点来看,都把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性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然而我们本文认为这种因果关系并成立,我国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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