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
日期：2006-2-25 14:49:00
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
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
由于基层政府一般是有任期的（设为n），并且基层政府所得收入要有一部分上缴上一级财政。下面为基层政府的支出函数：
Ug=U(Cg，Gg)=(1-t)PG(Cg+Gg)-μPgˊ（Cg+Gg ）ˊ
其中，PG（Cg+Gg）=eG，t为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所缴分成比例，01，表明基层政府支配公共品供给的权力很大。PGˊ,(Cg+Gg)ˊ为公共品实际价格和数量。在考虑到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Umax）的同时，基层政府希望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使Ug=U(Cg，Gg)达到最大，只通过提高eG或减少(Cg+Gg)ˊ（因为一定数量的公共品的价格是一定的）。而农民会根据上一期的eG和(Cg+Gg)ˊ来决定下一期行为。因此地方政府考虑到农民最大承受能力（Umax）后，会在eG与(Cg+Gg)ˊ之间寻找一种均衡。而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Cg+Gg)ˊ往往有增大的趋势，公共品成本发生的扭曲μ相应地也有增大的趋势。
现在分析基层政府任期内的行为。假定第0期上一任基层政府所留节余为0，从本届政府的第一期开始，为了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缓解财政压力，并不使农民感到显性负担（Ug>Umax），那么虽然地方政府在本期的目标函数Ug不是最大，但却使基层政府获得了下一期继续增加eG(2)的机会，一直到第（n-1）期，农民将感受不到显性负担。但在第n期，由于政府面临换届，并且在没有责任追查制度的条件下，基层政府将在本期尽量提高公共品价格而降低公共品数量（这在本期内不会显现出来），使Ug(n)(Xp，Gp)< <（Umax）(n)，显然，基层政府选择了一个使得ΣUgi(Cg，Gg)（实际支出总额）最大化的策略。这样，基层下一届政府所面临的通常是Up(Xp,Gp)<0，地方政府必然要弥补这个缺口，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此次农村税费改革中发现的乡村两级政府的债务问题可以作为本分析的例证）。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地方政府预期eG有较大上升空间，可以选择暂时的Up(Xp，Gp)<0，通过将来eG的增长来补偿前期损失；一种情况是eG上升空间不大，则基层政府将减少Cg（行政、司法、公安）或Gg（文教、卫生等支出），从而使当期Up(Xp，Gp)最大化。可见，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农民所承担的费的制约，归根到底是受农民收入的约束。其财政压力根源于收费超过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而农民的承受能力与收入又有直接关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存在的义理性。
2.假定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为：UG =（Mg，Mp）= θMｐ+(1-θ)Mｇ①
①并进一步可调整为：UG= Mｇ－θ（Mｇ－Mｐ）②
其中，θ为基层政府在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数，相应地（1-θ）为地方在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数，θ在（0，1）区间内变化。 Mp，Mg分别为中央政府从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
正如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所揭示的财政压力引发了制度变迁,中国的改革是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从农村开始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增长迅速，1978—1984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中央政府逐步缓解了来自农村的财政压力，并从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得自农村的财政收入比重增大。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中，θ值不断扩大。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潜能释放（1979–1984）到潜能消散（1984），尤其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部分已经提到），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减缓，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又一次显现出来，客观上加剧了农民的超负担，θ值逐渐变小，尤其是近两年θ值几乎接近于0。1984年以前，城市经济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为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来源的任务，改革迟迟没有推开。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得自城市企业的收入构成了中央财政收入中重要的一块，但其重要性已无法与改革前相比。因此，伴随θ值得扩大，（1-θ）逐渐变小。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全面铺开，大批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破产，但新兴的部门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政府财政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4次财政体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后，地方财权扩大，出现了与中央争利的局面，甚至形成了所谓“诸侯经济”和割据状态，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路下滑，中央赤字不断扩大。由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中央有重要意义，（1-θ）值逐渐扩大，近几年几乎接近于1。
综合来讲，在改革初期，既然Mｇ的值相对变小,而θ值不断增大,要使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最大,在式中必然要遏制Mｇ 的下滑趋势,并使Mｇ 尽可能趋近于Mｐ。这就增强了城市经济改革的紧迫性，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来自财政的压力也促进了改革的推行。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Mｇ的值逐渐变大,而Mｐ和θ值不断减小。由于农村经济受到制约，农民负担加重，80年代前期积累起来的农村改革成果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呈阶段性递减趋势，农村改革成了被人遗忘的改革领域，θ几乎趋于0。而且，当基层政府面临财政压力的时候，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最容易发生畸变。基层政府部门拥有普通农民所不具有的信息资源、组织资源，乃至暴力资源，受不到来自农民的监督，它就可以凭借强势地位单方面制定与农民的交易规则，使交易变成一种强制性剥夺，这必然造成政权基础的不稳定。因此，面对财政压力的中央政府必然会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农业和农民将越来越受到重视，θ将逐渐增大。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安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这可以看作中央政府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缓解财政压力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说明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的正确性。
五、小结
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与国家面对的财政压力和农民超负担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压力导致农民的超负担，农民超负担又加剧了国家财政压力的状况，这两者的恶性循环使得当政者不得不面对国家义理性的缺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当政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农民超负担经历了一个由隐形到显性的过程，面对国家财政压力也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60年代的短期调整和70年代末的改革），国家的义理性也逐渐找回。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面临着财政收支长期的不平衡，财税体系的混乱和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压力，国家存在的义理性又一次面临考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印证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而三级政府（中央、地方、基层）财政收入的增长，财税关系的理顺是缓解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为农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并最终解决农民超负担问题的釜底之薪，因为从本质上讲，解决政府运行成本的畸高也在于财政收入的提高，收支的平衡以及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即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而实现这一目标，恐怕不能拘泥于对原有法律体系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角度加以研究，改革。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减轻农民负担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余地。环顾世界，与我们比邻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大洋彼岸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市场经济国家正在掀起一场为财政立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狂潮，给政府和市场合理分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市场经行为。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一国的财政制度，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财政压力，却能使政府行为更加制度化。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变迁都源于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不均衡，但制度的非均衡状态仅仅表明制度是不稳定的，并不是说就一定发生制度变迁。要使制度变迁真正实现还有待于原有制度安排的否定因素逐步加强或壮大。在减轻农民超负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充当制度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