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财政政策支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通盘考察 （上）

文化合作的发展，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中国与日本就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进行了四轮会谈，1983年9月6日，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协定。1984年6月26日，两国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了关于已各自履行协定生效法律程序的换文，协定正式生效，1985年1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这是中国对外缔结的第一个政府间全面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在这期间，我国还陆续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协定的谈判。到1991年，中国已先后同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32个国家正式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至今，进入谈判过程和签署协定的国家数目还在增加。

　　在宏观调控中，中国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工具，已发展为国际惯例轨道上的出口退税。保税区的试验也在多处进行。在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与国内政策呼应的情况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债券融资。

　　二、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启动的背景

　　由于80年代以来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职能范围收缩，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NextPage]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巨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

　　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这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

　　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共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

　　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外围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层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

　　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

　　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NextPage]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为罕见的，但符合《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宏观调控中灵活的相机决策，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结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第二，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五纵七横”的规划，重点加快“三纵两横两个重要路段”的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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