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喻权域指责我断章取义，不光因为纳税人问题上的论述，还因为我转述的两则“轶事”。一则是喻权域借一个吹牛皮事件对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辩护，另一则是他对中国人权保护的奇特证明。为了对这两件事的转述尽可能准确，我通过电话就一些内容向提供了这两则轶事的文章作者黄一龙先生作了核实，询问了它们“典”出何出。谈人权的出处他一时想不起，但记得喻权域为思想改造运动辩护的原文是在《中流》杂志98年10期。待去找时，发现这声名显赫的杂志很稀罕，我去过的几个图书馆根本就没订它。其时，黄一龙先生正办理出国探亲，不便再打扰。而且他的文章对两则轶事的介绍相当完整、相当清楚，完全可以直接采纳。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出于对写作规则的尊重和对原作者的尊重，同时也为了方便读者查询，我分别在尾注和正文叙述中说明了来源，其中思想改造一则还提供了喻权域原文出处。的确，我在叙述中有失误，这就是喻先生在《反驳肖》中费很多笔墨在上面的p.p.s之误。这个失误，喻先生尽可以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去，但借这个失误而否定我批评他把“牛皮吹了一万倍”归咎于没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化验员，就是在耍小聪明了。顺便提一下，当黄一龙先生得知喻权域在《反驳肖》中对两件事的否认后，大为惊讶：“怎么，他想不承认？”老先生对喻权域矢口否认两则事感到有话要说，次日发来一函。我把它放在后面作为本文附录。现在还是看看两则轶事上有没有冤枉喻权域。[NextPage]
喻权域没把牛皮吹大的帐算到化验员头上？
牛皮吹大的过程，我的叙述同喻权域的叙述没什么差别，就不浪费笔墨了。我在叙述后写道：
不料，喻先生横打一棍，把帐算到化验员头上。他说，该化验员没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没学会“平等对待工人农民”，不“老老实实”写汉字，却写什么p.p.s，害得县科委主任和其他官们因误读而吹牛皮，因推广无效“肥料”而造成重大浪费。这么一推理，看不懂化验单却又想当然解释化验结果的科委主任和其他官员变成没受到化验员平等对待的“工人农民”。如此，牛皮和浮夸就不是缘自官员的不学无术和好大喜功，而是一个小小化验员的知识分子毛病所致。结果，吹牛皮搞浮夸的成了受害者，按科学精神和专业要求行事的化验员成了罪魁祸首。化验员之罪过因没有洗过脑而发生，所以，洗脑运动是必要的。
这段文字有没有歪曲喻权域呢？还是看看他自己的说法。在《牛皮吹了一万倍》中，喻权域先后对吹牛事件作了两种相距甚远的结论。先是这样说：
1958年会理县那次吹牛事件，主要怪当年一般干部（非
科技干部②）的科技知识差，习惯于用百分比，不知道什么叫p.p.m，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然而化验员该不该有所自责呢？基层单位送来化验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写“含氮量百分之48”，偏要写成“p.p.m48”呢？1958年的县级机关干部，有谁看得懂啊？
这一段文字隐去了会理县吹牛事件与当时全国性浮夸的关系，隐去了造成全国性浮夸的根本原因：最高领导的独断专行、好大喜功和各级官员投其所好、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而且在这段文字中，明明管着区、乡等好几级政府的堂堂县级变成了“基层”。喻先生把县往下扯，肯定不是要降县的格，而是淡化和减轻县级干部在吹牛事件上的责任，并把责任与化验员挂钩。但不管怎样，此处对化验员的指责比较克制，如果到此为止，也还不太离谱。但马上笔锋一转，论证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来。这篇文章有个副标题——“兼谈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通观全文，说是“兼谈”，其实是主题所在。写吹牛事件，是要论证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而在作这个论证时，县科委主任等干部从他笔下消失了，像化验员这样的知识分子成了主角。他说：
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解决知识分子轻视工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崇洋媚外等毛病。......今天回顾，我们当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有自责过多、说得过头的毛病。但总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会场上不时哄堂大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又在实际工作中与工人农民接触，我们......学会了尊重
劳动、平等对待工人农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套。
思想改造运动是不是轻松愉快，我不是亲历者，不便评论。但我注意到，全文结尾对这段其实是文章中心论点的话的呼应。且看喻权域的结尾：
我近日想，1958年为会理县化验混合肥料的那位技术人员，如果经历过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他就不会写出“含氮量p.p.m48”，使得会理县闹出“牛皮吹了一万倍”的大笑话来。
在这全文画龙点睛之笔的结论中，化验员要负的可不再只是“该不该有所自责”的连带责任，而是牛皮吹大的肇事者了。喻权域就同一事件作的前后差距如此之大的结论，何者是虚，何者是实，从他的文章布局和主要论点看，不是很明白吗？
喻权域在人权问题上的说法是肖雪慧“罗织”的？
我的文章谈及此事，只有以下几句：
而那壶不响拎那壶，很有名的一次是喻先生对记者发言，说“中国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得到切实保护，证据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人民经常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许饿死一个人”。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在提到这件事时指出：“在四十年前开始的那场大饥谨中，中国死的人千百倍于”‘一个人’”。喻先生论证中国保障人权，别的什么证据不能找，偏偏要拿是不是饿死人来举证。真是越帮越忙。[NextPage]
这里，“很有名的一次”是指在“哪壶不响拎哪壶”上有名，但被喻权域一删节就变成“很有名的一次......对记者发言”了。这种把戏，我就不多列举了。不过要顺便说说，“哪壶不响拎哪壶”，笔调是戏谑的，实际上是批评说这话的人（喻权域不承认是他。究竟是不是，呆会儿就知道了）不仅至今不正视我国曾经大批饿死人的事实，而且用这种昧心的举证来加以掩饰。这种本质上的不老实就如为官员打包票“摆正了关系”是一样的。中国纳税人养了世界上最高比例和最庞大的官员队伍。他们的高耗低效就不去说了，更为严重的是官员腐败面之广、程度之重，早已远远超出社会容忍度。近十来年，除了越来越严重的贪赃枉法，还发展出许多新的腐败形式，其中，动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大搞“形象工程”什么的，靠挥霍人民血汗钱去装点“政绩”，为自己铺平官运亨通之路，以及职务行为动辄收钱，等等，都是引起民怨沸腾的隐型腐败。最受职务行为动辄说钱这种腐败之苦的是出省打工的农民。乡下的税、费他们一个子也不能少，还得遭遇原住省和接受省的两头收费。说这样的收费行同敲诈，也决不为过。面对越来越多的这类事居然还说得出“摆正了关系”，可真得有非凡的说谎勇气。这又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是不是“罗织”上。这段话所涉喻先生观点和原话，据他在《反驳肖》中说，“我查阅了我所写的关于人权的文章、书籍和答记者问，找不到肖先生所说的话。显然，肖先生是从三个不同地方找来三个不同的短语，拼凑成一个‘喻先生言论’”。说找不到我所指的话，大概忘了他在98年10月的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了；而所谓“三个不同地方”、“三个不同短语”所指为何，他又没有披露。但我谈及此事的那段话本身却已经明明白白道出了素材源自黄一龙先生。黄一龙先生的文章如是说：
也是这位先生，某次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宣讲人权。他为“中国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得到切实的保护所举的证据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人民经常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许饿死一个人”。......他当然知道就在40年前开始的那场大饥谨中,中国死的人千万倍于“一个人”。按照这个逻辑，他要向观众（原文如此）证明什么呢？
黄一龙先生针对的是《人权：世界共同的话题》③一文所披露的喻先生妙答记者。全文六部分。第一部分属引言，实质性内容在后面五部分。第二部分在“走近人权问题”的标题下，该文写道，“为了了解人权问题的发展脉络及现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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