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税赋过重的问题才能找到疏缓的渠道。否则，就必然出现容易
征收的但不一定都是应该征收的征得很重，应该征收的但很可能是不好征收的征得很轻。
例如，我国每年生产各类酒３０００万吨，按现行的酒类征税政策(主要是消费税、增值税)一年应征５００多亿元，而实际征税只有１００亿元左右，静态的数字算账，流失４００亿元。酒税之所以征不上来，一是名义税率太重，照章纳税企业几乎不能存活;二是小企业太多，多到很难建章建制，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加袒护，包税成为必然的选择;三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税制缺少衔接，漏洞多多;四是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湖南、广东、四川三个省酒厂分别达到５０００家、６０００家和７０００家，人云："当好县长先办酒厂，一只大锅几只桶，勾兑勾兑就是酒"。这种局面再多的征税人员也对付不了这般造酒大军。
与公开、公平相悖，对不同企业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造成税负结构畸轻畸重。诸种优惠政策表现出爱老外没商量。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估计，１９９４年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负担率为１０%，比平均负担率低２５%，流转税负担率为４%，比内资企业低３个百分点。税制改革后外资企业的税负负担比内资企业约低５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在工资成本、
城市建设维护费、投资方向调节税、进口设备关税等方面享有诸多优惠。这种政策使假合资、假外资大量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２０%是内资出境后再流入的资本，按此估计，１９９７年流出再流入的资本约为１２８．８亿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０６５亿元，占当年Ｍ１增量的１６．８%。
税收的宏观调控与精兵简政
这几年确实是最舒坦的几年，税收连续７年超ＧＤＰ增长。尤其是１９９７年之后，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税收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１．９８、１．８９、１．８８、２．５，而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税收弹性系数都小于１，平均为０．６１。然而，粗放外延式的财政政策势能将被耗光。
财政支出几乎每三年半就翻一番，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廉价政府，而是一个最昂贵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之所以昂贵，不仅是因为需要养活４０００多万吃财政饭的人，而且还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政府，它还是一个财政职能大大越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我们的政府是３０万个国有企业的最终结算单位，至今政府仍控制着主要资源和生产要素，一方面产生着寻租和腐败，另一方面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仍十分困难，市场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能挣钱的东西经常抓在自己的手里不放，不让老百姓干，而又将许多包袱甩给老百姓。老百姓的预期不好，内需就很难启动，光靠增加赤字、发债和政府的投入解决不了紧缩综合症。民间发现的市场商机，利润一露头，马上就有政府部?quot;规范管理"，设租、寻租，如此环境下，合法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合法。农民进城打工，１５年工资不变，已苦不堪言，现在又出现民工接受省和民工输出省双项收费。中国行政审批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之日就开始亏损的占２５%，真正经过一个周期的运转，能够还本付息的不到５%。与国际接轨，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制，目前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４次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结果都是越精简越臃肿，发展再快的经济基础也支撑不起叠床架屋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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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试点农村的费改税改革。农村的税费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城市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农村除了少数发达地区，仍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农产品的商品率仍然很低，农民的负担仍然主要以实物形态出现。而中国的主体税种流转税、所得税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税种。如果以这样的税种、税率对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农民征税，那就几乎征不上什么。大多数的农村仍然需要极古老的什一税，也就是说要交地租。而土地在名义上又是集体的，向国家上缴很不顺，不如提税、明租、减费。这种税收具有累退性，越是依靠种地生存的农民负担越重，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民负担越重，只要农村的城市化问题不解决，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就得干下去。农民人均一亩多地，只够生存保障根本就不可能用来发财致富，所以就有经济学家大声质问?quot;有谁见过向社会保障费收税的?"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坚持税收改革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渐进式的。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分税制，精兵简政的初衷要想锲而不舍地进行到底，不需要什么特别聪明的方法，只需要把完善分税制进行到底。企业的约束软化和银行的约束软化正在改变，多报产值要缴增值税，多报利润要多缴所得税，企业不得不改弦更张，做实成本。分税制使企业的亏损透明化，也有利于政企分开。在分税制条件下，政府侵吞企业的利润是非法的，企业可以据理力争，靠税收吃饭必将成为各级政府生存所应具备的基本功。在国有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政府不仅得不到所得税，还要承担亏损补贴。大环境正在改变，过去各级政府不管企业盈利或者不盈利，都去争当企业的"婆婆"。作为最后记账单位的政府，实质上掌握着企业的人财物。现在，对亏损企业政府开始望而却步，政府开始愿意将亏损企业交出，政企分开具备了初始条件。所谓诸城经验，就是地方政府出售亏损企业，放弃徒有其名的国家所有，换取财政税收的实质增长。进一步完善的分税制，还有利于克服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的经济冲动，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有效地消除市场分割的利益驱动。
有增有减的调整，即便是适度的减税，也不会减少税收收入。以广东省为例，１９９６年广东省各类企业的平均税负为７．６１%，流转税税负为７%，低于全国平均流转税税负０．２６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税负为２３．２%，低于全国平均税负近１０个百分点;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为８．８６%，低于全国平均税负１１个百分点。但广东省的税收收入在全国是增长最快的，目前几乎占到全国收入的１／７。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关税从３５．９%下调到２３%，当年关税收入增长了１６．４５%，这是在大规模打击走私之前。这几年又有几次大幅下调关税，而关税收入已成为２０００年新的税收增长点。该收的收上去，该减的减下来，逐步增加ＧＤＰ中的含税比例，挖掘ＧＤＰ中应征未征的税源，逐步使税收占ＧＤＰ的份额达到２５～３０%之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收费，使整个结构的调整趋于平衡合理。
现在的分税制不够完善，表现在分税制的地方性过强，转移支付制度是与增量返还相联系的，越富裕的地方返还的越多;与此相联系，分配决定权由中央政府掌握，其结果是东西部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２０００年１～１０月，东部１２省市税收收入占增量的８２%，而西部１９省自治区税收收入只占增量的１８%，越富返还越多，越穷返还越少，通过分税制平衡东西部差距的设想未能实现。税源结构高度集中，中央、省、市比重逐步提高，县、乡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由于不完善的分税制，使现有的ＧＤＰ结构与税源关系扭曲，农民、
农业所承担的税收比重反而重，这种扭曲的现象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建立民主理财的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为了公共的目的，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现代社会，这个任务是由政府来完成的，政府受社会公众的委托筹集财力，形成公共收入，并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来安排使用这些收入，形成公共支出。对纳税人来说，财政资金是公共的，因而必须公开透明，收入和支出必须受纳税人的监督和约束，这是财政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从公众手中集中的财力，其中有多少用于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教育、公共设施、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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