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政府财政不振兴乃至出现潜在的危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渐进化改革的成效可以用财政的运行轨迹来表明，成功的改革体现了一种源与流的协调关系。而我们现在只是关注于流而浪费了源，结果是水流越来越少。Ｊ．Ｄ．Ｇｗａｒｔｎｅｙ 和Ｒ．Ａ．主持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认为１９９７年中国经济自由度［１２］在１１５个国家中排名第８１［１３］。２００１年７月至１０月政府为筹集区区几十亿社会保障资金而减持国有股对整个证券市场的破坏给我们带来了"诺斯悖论"的感性认识。四个月股指狂跌７００点，市值损失１．７亿，１０月２１日减持办法停止。财政目标没有达到，市场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中国面临着义理性最大化的困境。 五、危机转化与增长支撑 虽然中国财政运行的基础正在受到削弱，潜在的危机也暗香浮动。但中国毕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其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表面化的金融危机 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发生财政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财政危机的表现形式问题。作为政府核心的"财政"，出现危机一般意味着政府出现了危机。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财政危机、政府更迭的事情常见。而在中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１９９４年《人民银行法》的出台从制度上割断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间的直接融资渠道，但由于财政、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与统筹规划，财政危机往往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
目前来看，以下几点可能导致中国金融的潜在危机。巨额的不良资产主要是在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有银行替代财政向国有企业输血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银行成为"人质"［１４］的结果。此为其一。其二，国有银行核心资本不足，１９９８年财政发行２７００亿３０年国债补充国大商业银行资本金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２７００亿的国债是由四大银行认购的，银行增加了资产（第二储备）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金，但是把债务推给了财政。如果３０年后政府不能还清债务，必然会通过发行货币来筹资。其三，证券市场的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圈钱"为国企解困，"一股独大"造成的。其四，现在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府试图用通货膨胀来对付通货紧缩的主张。如果马栓友（２００１）"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及时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积极财政政策应在适当时候酌情退出"的主张成立的话，当前以毒攻毒的政策可以理解为政府财政对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极度依赖。因此，表面化的金融危机就是财政危机。我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财政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因为金融的管制推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罢了。但无论如何，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存在的。[NextPage]
２．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为政府负债提供了担保。 根据Ｓｔｎｌｅｙ Ｆｉｓｈｅｒ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７）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公有资产出售收入是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一种基本方式［１５］，它冲减政府的初级赤字。中国有几万亿的公有资产，它的存量资产效应对政府筹资起了一定的担保作用。在中国，政府向公民负债除了以信誉和未来的税收担保外，庞大的公有资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仅仅由政府代理，从微观金融学的观点来看，政府以公民的资产作抵押向公民借债是不可以的。但由于存在着代际差异和所有者缺位问题，政府可以较多的负债。我们前面提到过，政府公有资产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部分公民已经成为老人，已经成为政府的补贴方，在这个意义上，代际差异可以理解为没收父亲的房子后以此抵押向儿子借钱。又由于公有资产不能量化到个人，所有权是虚的，因此，政府上述行为得以成行。公有资产的这种作用虽然推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但由于公有资产的价值贬损，这种效应越来越弱。从政府"抓大放小"、"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依靠抵押资产筹资已经难以为继。
３．非国有经济的增长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曾经指出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力量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张军（２００１）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经验观察中分离出"竞争侵蚀利润"和"亏损侵蚀利润"两种效应后对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恶化趋势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二十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在政府舍卒保车的磨难中成长起来，并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１９９８年为例，非国有经济部门创造出７３％以上的工业总产值，６３％的ＧＤＰ，１００％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８０％的经济增长［１６］。相应地，在国有经济对财政贡献为负的背景下［１７］，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政府暂时与财政危机保持距离的机会。但是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又使得财政离危机越来越近。
六、走出财政危机的建议
财政危机解除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解决燃眉之急，其次还要从长计议，追求正当性最大化。这便提出了一个短期的政策操作与长期的制度建设如何协调一致的难题，是在挑战"诺斯悖论"。我们认为，下面三条建议的实施结果可望与我们的目标耦合。
１． 部分公有资产出售
我们（魏凤春 于红鑫２００１）在对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框架：即出售部分公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欠账的问题。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政府最大的隐性债务，政府面临着即期付债的巨大压力。因此，出售公有资产可以满足前述方案的第一个要求，即短期操作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政府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减少了对国有经济的补助。除此之外还有更长远的利益可以获得。
第一，出售资产筹资不仅可以筹资，它更可以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有利于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难题，也是追求正当性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政府面对国有企业"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两面难选择时，维持前者的资金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于政府在给定银行体系风险不增加的约束下，唯有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才能真正解决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体制内矛盾。国有企业二十年改革的"试错"也证明这一点。
第三，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靓女先嫁"。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NextPage]
第四，居民储藏存款余额已达七万多亿，资产
管理公司所持的国有不良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顺利出售都表明了购买力不成问题。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值为参考进行定价，"天下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
２．非国有经济的制度完善
公有资产出售可以看作一个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退关系的动态描述。公有资产的出售首先是为非国有经济进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创造空间，并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剩余提供出路。这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算不上积极主动的完善，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需要非国有经济的承接。国有股减持的高定价可以反映这一点。
我们这里提出的制度完善主要指政府的主动改革。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我们虽然不赞同下面的观点：在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即社会主义国有制与行
政协调之间具有弱联系，国家试图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兼容的努力是徒劳的，"第三条道路"行不通（科尔奈１９９２）。但是必须认识到国有经济一次次试错的结果和非国有经济极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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