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资源，所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以"公共支出不断增长"为内容的瓦格纳法则（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自创立之日起便成为政府公共支出膨胀的公理，也成为人们为潜在财政危机辩护的借口。这是以公共产品是优等品为前提的。中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并不总是优等品，它具有鲜明的时间特征。
恩格尔系数（ＥＭ）是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内）增长率与ＧＤＰ增长率的比值。从时间序列来看，１９８０－８１，１９８７－８９，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ＥＭ＜０，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劣等品；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０＜ＥＭ＜１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必须品；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ＥＭ＞１政府公共投资属于优等品。 在二十年中，政府公共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据刘树成（１９９８）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１９７７－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２０００。新中国五十年ＧＤＰ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有九次，我们正好实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资料表明，恩格尔系数的周期性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大体一致，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４］。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在于政府的干预，而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变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握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扩张和收缩效应，通过控制公共投资，政府可以相对有力地调控经济的运行。但政府的失灵使得政府投资效益低下。在政府主导的改革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使得政府公共投资在宏观调控中有如一柄双刃剑。在供给不足时，通过资本的集中和规模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品的瓶颈约束，但也造成了社会总需求忽高忽低难以收拾的局面。很多研究表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而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最常采用、也最熟练的措施就是压缩基建规模，包括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这一人为而不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行为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一个轮回。而１９９０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之后的扩张性政策似乎也没有走出这一窠臼。[NextPage]
２．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
民间投资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随着政府投资的急剧扩张，民间投资渐呈疲态。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政府预算内投资分别增长１１．３２％，７１．９％和４０．７％，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８．８％，１３．９％和５．２％。虽然有大量的文章通过计量模型证明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挤出效应（刘溶沧、马栓友，２００１），但民间投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５］樊纲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国有经济投入产出为负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较好的增长，非国有经济作用居功至伟。因此，民间投资的衰退，会从根本上动摇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当前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投资难，二是筹资难。二十年的竞争使得传统产业接近平均利润率，而民间投资所从事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因此，如何使投资转型，民间富裕资本如何找到出路，乃当务之急。在利润率颇高的电力、邮电、石油、汽车、金融等行业，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在政府垄断的背景下，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是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的结果。多数群体社会
福利受损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财富的集中又会提高外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实业投资没有较高回报保证时，"热钱"--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又会造成过度储蓄的风险，在国有经济软约束和储蓄者硬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的实质破产又为经济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从相反的角度讲，许多具有活力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在资金的筹集中同样遇到体制的障碍。资本市场的拒绝和国有银行的苛刻条件加上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使得民间投资失去了提高竞争力、进而容纳
就业、稳定社会的机会。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逐年提高，如国有银行１９９７年５．０２％１９９８年８．３５％，１９９９年８．５６％，而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则分别为１５．５１％、１８．３１％和２１。９８％。［６］这表明银行的资金是充裕的，在保证国家借款之后，并没有将资金供应给急需资金的民间企业。
３．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消费畸形，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稍稍弱化了自１９５７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二元社会"的等级制度，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但自１９８５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民的境遇又每况愈下，改革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后来几次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在遭受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财富缩水的同时，二元结构导致的"工
农业剪刀差"并没有缩小。据统计：占人口８０％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６５％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４２％，至今已降到３７％。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李嘉图陷阱"现象形成。
和农民一样，消费水平的下降群体还包括城市中处于社会低层的工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收入约束，使其无力增加除温饱以外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的消费水平仍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比如为
机关事业单位增发工资。
虽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一些民间组织的局部、片面的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结果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技术的原因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近年某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ＰＰＳ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０．４３４，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０．４４５。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NextPage]
４．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经济运行风险难控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净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１９９７年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主要原因就是当年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外部需求严重不足。而这两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不是刺激内需的结果（杨帆，２００１），而是金融危机警报解决后，中国政府当初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回报，是净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萧条时期净出口拉动经济" 是经济的基本规律，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７年国内经济萧条时期比较突出，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曾为３７．５３％、１１％、１９．１６％。 由于体制、技术、社会分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迫切心情上可以略见一斑。而现在世界经济正经历繁荣之后的衰退期，特别是经历过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必定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可控性。
三、财政危机确实存在
１．"钢丝财政" 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 。［７］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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