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与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没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也无需承担风险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积极性去关心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又有什么动力去认真负责地行使其“投票权”呢？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使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关心财产，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就要使他们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成为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或者说，就是要让他们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也拥有剩余索取权。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董事并不是因为成为董事而关心财产，而是因为关心财产而成为董事。作为一个独立董事，他既然与公司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他肯定就不会真正地去关心财产，至少不会像关心自己的财产那样尽心尽力。有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底，沪深股市约有0.5%的董事会设立了独立董事，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独立董事很少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有关材料，也很少按时参加董事会会议，这不仅是缺少足够精力和时间的问题，还主要是一个缺少积极性和责任心的问题。如果希望独立董事依靠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来维持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那将会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依靠独立董事的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来维持他们对他人财产的关心，那么，也就完全有理由指望非独立董事和其他内部人通过自我约束以及职业道德来维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一来，独立董事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可能靠个人素质而只能靠制度来维持，这里的制度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制度、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制度、责权利相匹配的制度。然而，如果依靠薪酬制度来建立起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那又可能出现独立董事被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收买”并与之“共谋”的情况，一旦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及其他内部人形成一种利益上的依附性时，那么他们也就肯定是服从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的意志、并维护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这也就与设立独立董事制的初衷不相符合了。因此，独立董事要么是缺少激励而缺少责任心和积极性，要么是有了激励而失去了独立性。要一个利益无相关的人来履行对财产的监护或者让一个利益相关的人来限制和控制自身的利益，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假设，也构成了独立董事制中的第二个修论。
三、超越独立董事制，优化宏观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
独立董事制度中存在的理论缺陷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实践中的局限性，或者说，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和保护投资者方面的作用缺失。独立董事制不仅解决不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更解决不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其实，作为主要的投资人，大股东们总应该是对自己的财产认真负责地去照看的，绝对不会有人有兴趣挖空心思把自己的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中去，除非这两个口袋不属于同一个人。如果说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在动机上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国有控股股东蛀空上市公司的做法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小股东们受到损害，国家也没有得益。很显然，有另外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好处，这一部分人就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他们同样拥有着剩余控制权却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同样不会为国家的资产去尽心尽力，如果可能，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其他中小股东们的利益损失只不过是这种牺牲的一种陪葬。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不是独立董事制的设立与否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和完善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健全与成熟的问题。如果连财产的主人是谁都不明确，或者说财产的主人是一个虚置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有人有积极性去认真地找寻能够对财产负责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的框架内，不仅存在着代理人激励的问题，还存在着或者说首先存在着委托人的激励问题，而且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上的问题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导致了最终公司层面上的结构失衡和制度失效。不难看出，问题的根子还是一个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
我们都承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意义，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怎样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误区。现代企业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产权制度，它还包括了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国有企业来讲，完成了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不等于就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了上市公司的形式或者股份企业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现代企业。国有企业也有成功的，私营企业也有失败的，这就足以证明产权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它涉及到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狭义地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一个宽泛的角度来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也就是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意味着一个公司如何去做，还包括着这个公司所处的法律、文化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因此，中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决非一个企业所能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国有资产从相当一部分经济领域的退出问题，就是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到位，就是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利益与风险相匹配的问题。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已经开始出现一种趋同的倾向，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却面临着很多以现行国情为基础的制约因素。相应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制度与事业文化环境的培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独立董事制寄予过高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国有股减持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和选择。尽管由于多种原因使得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实施暂时停了下来，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和做法，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的需要来看，国有股减持是一件迟早要做的事情，也许在操作方法上可以做一些变通，但基本思路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这里其实是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问题，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选择问题，理论上讲，用最小的成本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最理想的目标；从发展态势上看，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得越快，我们的成本就会越小。中国已经完成入世的全部法律手续从而成为“WTO”这样一个“经济联合国”的成员，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念上、在政府的职能和效率上。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一切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运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