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
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
关于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在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中早有详尽而成熟的阐释，原本很难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或者提出新的看法。可是，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不时成为学术界尤其是政策层关注的焦点。
尽管近年来人们围绕国有银行资本金问题发表了不少议论，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成果则是描述性和对策性的，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文献极为少见。人们之所以不肯深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大概是认为资本金并不是影响国有银行绩效的主要变量。大部分文献倾向于支持，国有企业的高借贷偏好以及把国有银行资金作为免费资本使用的心理定势是问题的关键（张春霖，1996；平新乔和蒋国荣，1994）。有些研究成果还认为经济环境或地域因素是解释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成因的第一变量，大致能够解释70％，而银行自身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只是第二变量，只能解释30％（易纲，2002）。
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是笔者近年来一直留意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的研究（张杰，1997；1998；1999）表明，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居民存款实际上起着替补国家注资的作用，在国家的有力担保之下，国有银行完全可以把居民储蓄存款的相当一部分视作自有（国有）资本；由国家直接注资与在国家担保下吸收存款，其效用是完全等价的。国有银行确立以债务性注资为核心的资本结构，其精妙之处在于使国有银行的产权拥有者与真实出资者相分离。债务性注资在资本结构中占的比重再大，体现的也只是债权而不是所有权。结果，国家一方面不需要直接拿出钱来，减轻了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国有产权从而继续保持金融控制，可谓一举两得。既然如此，国家既无补充资本金的激励，也无补充资本金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重要的是国家的担保能力和人们对国家的信心，而不是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本文的讨论是对笔者既有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其大致结构如下：第二节通过描述改革以来国家在储蓄投资领域地位的戏剧性变化以及由此锁定国有银行角色的过程，为全文的讨论提供一个基本背景；第三节考察国有银行资本金从无关轻重到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第四节给出一个国有银行资本金的简单代数式并据此说明国家退出的两难困境；第五节讨论国家作为国有银行事实上的委托人的低资本金偏好、股权回报与退出路径；最后，在第六节给出本文的分析结论。
二、国家退出的不对称、金融剩余与国有银行角色
在改革以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既是主要的储蓄者，也是主要的投资者。如在1978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部门所占比例达42.8％，企业和居民部门分别占33.65％和23.55％。若考虑到企业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则政府部门实际支配的国民储蓄份额大致超过70％。与此同时，全部投资则基本上由国家“包办”。改革以来，以上格局发生了迅速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国家逐步从主要储蓄者的位置上“退出”。据粗略估汁，在2000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部门仅占去不到3％的份额，即使是加上企业部门中政府可以施加影响的国有部分，其总体比例也不会超过10％；而居民部门所占比例上升到84％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在完成储蓄退出的同时，依然占据着主要投资者的位置。如1998年，国有部门（相当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增长了28％，而民营部门（统计范围宽于居民部门）只增长4％；在1999年，居民部门投资只占CDP的17％（Stern，2001），而同期这个部门的国内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其工业产出占全部工业产出的比例（包括乡镇企业）更是达到71.79％（Chenwei and Zhangjie，2002）。无疑地，改革以来，国家的储蓄与投资退出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态势。
国家不再是主要的储蓄者，却依然是主要的投资者，筹资问题便一下子凸显出来。当然，仅从理论上讲，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国家，可资其使用的筹资手段还是不少的，诸如增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债等。可事实表明，国家通过以上手段只能筹措到十分有限的资金。
首先，增税无疑是一种最直截了当的筹资方式，但在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它一方面受税基狭窄的约束，征税对象只能局限于税负已经很重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受改革支持水平的约束，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开的改革对社会公众的支持十分敏感，而大量征税正好会对此产生刺激。
其次，货币发行方式也比较简便，但约束条件同样十分严格。第一是货币化水平约束。从理论上讲，一国某一时期的货币发行筹资规模与其货币化水平成反向相关关系。相对来说，在改革初期，中国的货币发行筹资条件还是相当优越的，如1978年的货币化水平只有25％（世界银行，1996a）。但是，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货币发行筹资的空间迅速缩小。第二是政府声誉约束。对于一个处在改革过程的政府而言，它一般不愿因谋求短期的货币发行收益而付出声誉损失的长期成本。
再次，至于举债方式，在改革初期，政府基本上没怎么使用。除了受传统体制预算平衡政策的影响之外，更为实际的原因大概是，一方面当时的货币发行收益相对充裕，另一方面很快发现了更好的替代方式，即我们随后就要讨论的国有银行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开始大量举债，因为从那时起，一方面货币发行收益锐减，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坏帐问题。
自改革开始以来，国家就—，直在寻找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既可让国家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获取和支配一笔巨额资金，又不伤及声誉，既有利于改革顺利推进和经济增长，又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财政资源。国有银行制度几乎可以满足上述全部条件。实际上，国有银行制度就是按照以上要求“量身定做”的，是国家面对国民储蓄结构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而做出的一种本能反应。既然如比，国有银行的角色也就被事先给定了。
进一步地，国有银行的角色实际上是由所谓的“金融剩余”的重要性来刻画的。在这里，金融剩余是指在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下；非国有部门（包括居民以及民营企业等）在国有银行的存款大于国有银行向其提供的贷款的差额。在改革开始不久，国家就很快发现经济中存在一种差额，即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支出增长的余额；而且随着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扩展，这种差额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