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都是本土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对启蒙的西方化纲领的排斥，而不是追随。“它并不表示俄国接受另一个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信条。”同样，“中国的市场改革也不是受到任何模仿西方模式或吸收西方价值的冲动而启动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本土方式的发展，很少有可以归功于西方的建议或榜样的东西。”[97]
其四，从美国的外部观察，美国并非世界“后历史社会”的样板，“冲突的社会和政治起因，如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分歧已经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大量存在。”[98]
（2）与塞缪尔·亨廷顿的对话：需要保卫“西方文明”吗？
与福山相反，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承认，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两股潮流如今不是在趋同，而是在分道扬镳。亨廷顿认为后冷战世界的世界冲突将不再是各国不一致的利益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来自东亚和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如果不去“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团结西方各国人民”，“培育大西洋文明”，那么，“西方各国肯定被分而治之”。其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担当“西方文明领袖”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针对亨廷顿的观点，格雷提出了如下几点异议：
其一，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法“不符合文化事实”，“不是武断，就是不规范”，亨廷顿自己也“并非信心十足”。其暗中引入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那带有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式的成见”，即“在政治上是活跃的”文明，“它才是一种文明”。[99]
其二，文明冲突论与历史事实相悖。格雷举两伊战争、图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柬埔寨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为例，来说明：“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战争普遍是在不同民族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成员之间进行。不管战争由主权国家发动，还是由非正规军发动，军事竞争的逻辑通常迫使不同的‘文明’组成联盟。”[100]
其三，“文明二元论”是值得怀疑的。格雷认为亨廷顿论证文明的冲突“是按照文化两极分类法进行的，一极是文明，另一极是野蛮。他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西方和其他地方’。‘西方’是‘一’（one）；‘其他地方’是‘多’（many）。”[101]
其三，“西方文明”的“单一的认同”并不存在。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惟一的。它具有单一的认同，这种认同持续了漫长的时间，跨越了许多国家。格雷承认如果“西方文明”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它可能具有现实性”，“但这些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正在迅速消退”。目前的情况是，“人们谈论‘西方’表现出一种理性滞后的症状。它是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形成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时代。”但“如今已经没有‘西方文明’可供美国领导了。亨廷顿所说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是‘西方’的，而是美国的。”[102]正如李普塞特（Lipset）指出的那样，美国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差距都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格雷分析了亨廷顿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后得出结论：“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具有后基督教的性质，但在美国宗教狂热广泛传播，十分猛烈，而且通常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据格雷的统计，信仰“魔鬼”（devil）的人在美国略低于70%，而在英国是1/3，法国是1/5，瑞典是1/8。1991年，美国成年人中有68%属于一个教会，42%做礼拜。美国宗教狂热的深度和广度在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他们来说，鬼迷心窍已经不是比喻，而是真切的现实。”因此，“说美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是荒谬的。美国的世俗传统比土耳其还弱。”[103]这就推翻了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一起发展”的神话。也证伪了“单一西方文明论”或“文明趋同论”。[104]
其四，美国的“西方认同”和“单一的美国认同”都在蜕变。美国正在日益蜕变为一个非西方化的“后西方国家”。亨廷顿断言，重新确立美国在西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是有很多美国人拒绝接受“西方”身份。格雷确认这一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实证，“认为美国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有很多情况说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将成为正在崛起的后西方国家之一。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中的亚裔、黑人和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人（主要指拉美文化传统的人）将接近人口的多数。到2050年，……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传统的白人人数将从1996年占人口的73.1%降到52.8%。”由此得出一个推论，“一个欧洲文化传统不再占优势的人口群体所产生出的政治精英也不再与欧洲国家有亲密的文化联系。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政界内部的变化中。” 格雷认为，美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本土美国文化的性质。但他们包含的美国特性不再具有近代欧洲意识形态的成分。”[105][NextPage]
（3）东亚与西方：不可抗拒的文化渗透
格雷在现代化模式、文明发展和“亚洲文明”前景等问题上的最终结论是：“铁板一块的‘亚洲’和“西方文明”一样，都是幻想。世界市场的无情发展不会推出一个普世文明，而是使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抗拒。”[106]
（4）西方的暮年与亚洲的崛起
格雷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西方的暮年时代”。他解释说，他所说的“西方的暮年时代”并非是“西方的衰落时代”，而仅仅是指“‘西方’不再被等同于现代性了”，“铁板一块的‘西方文明’已经不存在了”。他强调说，“在这个时代里，并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走向繁荣，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走向衰落。”只是，“‘西方’这个概念已经陈旧了，旧的东西之间的划分不能说明今天世界文化和政体的多样性了。”[107]亚洲，主要是东亚各国，在现代化模式上的独树一帜，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类观照。西方不再是西方，而亚洲也不再是亚洲。这也许就是东亚崛起的世界价值吧。
结论
格雷洞悉全球自由市场的深刻缺陷，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条分缕析。得出华盛顿共识或全球自由市场尽管在一些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有其实行的可能性，而在整个全球要强行实施是行不通的。
作为启蒙纲领的乌托邦，从狭隘的经济视野出发，全球自由市场虽然可以说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也会产生最大的经济震荡、经济分化和经济破坏，况且，不计社会成本的后果是，产生最大程度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从而成为“社会革命的接生婆”。
为什么“二战”以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与全球自由市场不能说是没有干系的。“二战”以来拉丁美洲的动荡和贫困，东亚的金融危机，俄罗斯的一蹶不振等等，其背后同样有全球自由市场的网笼。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版，与各国本土现代化模式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东亚能否顶住压力，即在于对华盛顿共识质疑的能力，也在于东亚实际的发展速度。
格雷担心的现代化模式的格雷欣法则，不是没有道理的。耗费最少成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然具有对承担社会成本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的天然优势。从短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必将驱逐社会市场资本主义，这是“优”胜“劣”汰的国际游戏规则。但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则需以满足和保障人类自身的需求为出发点，如此，社会市场体制又具有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天然优势。社会市场体制替代自由市场体制，需要社会科学家、决策者和民主体制国家人民的战略眼光，否则就只有由反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来强行执行，那么“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就可能重演，“历史的终结”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上也是站立不稳的。当然，社会市场体制完全不否认各国的社会特殊性，充分考虑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以摧毁各国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也不以毁灭各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为代价，更不以牺牲各国人民的民主人权和社会需求为代价。有调控的社会市场体制，使市场既尽其“看不见的手”的物性，由保留着“看得见的手”的人性。
东亚的崛起必将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选择社会市场体制还是自由市场体制，这是关系东亚崛起的百年大计，不可不慎重。格雷对东亚环境灾难的忧虑和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反思，就出于这样的考虑。华盛顿共识日益受到质疑，也是国际上对自由市场体制实践的不断反思的一个结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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