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亚文化传统的非排他性
东亚大多数
宗教传统并不要求排他性。[81]这摆脱了对惟一真理的宗派性要求。因此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承担对竞争性经济体制的优点进行教条式争论的重担。这有利于东亚本土资本主义的成长。
2． 东亚经济实践的实用主义态度
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探索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亚洲价值”的一项要求是，在经济生活中，采取彻底的工具主义观点，从而避免那种把经济政策变成争论的教条的西方式的困扰。
3． 东亚工具主义的市场观
在亚洲文化中，人们是以工具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市场的，即把它视为创造财富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像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样以技术的态度，把市场本身视为目的。亚洲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神学的束缚，人们在判断和改革市场机构时，参照的是市场运行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
4． 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
亚洲资本主义制度是受政府指导的，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保护它们为之
服务的市场的凝聚力。这与坚持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制度的华盛顿共识相悖。约翰·格雷认为，“代表落后的是西方自由放任主义”。[82]
5． 东亚的致命失误：最不该接受的西方价值
约翰·格雷不认为亚洲国家能够把自己与全球市场中的经济无稳定、生态风险和文化风险因素隔离开来。亚洲现代化必然会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更深刻地说，亚洲国家在全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也许是致命的问题上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既它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亚洲和全世界一样，当代西方那种把地球视为可消费的资源的观点占统治地位。正是在亚洲，人们最终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83]
（三）东亚现代化的前途
1． 东亚现代化的障碍
（1） 西方的压力：现代化的格雷欣法则
货币理论中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但良币不能驱逐劣币”的格雷欣法则。约翰·格雷认为，在全球自由市场中也有一个格雷欣法则的变种：即“恶劣的资本主义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以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蓝本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是被约翰·格雷视为“恶劣的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在与各种本土式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竞争的时候，约翰·格雷认为：“美国的那种使社会混乱的自由市场具有强大的优势”，“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处于系统的劣势。它们是没有前途的，除非它们能够以深刻和迅速的改革实现自身的现代化。”[84]约翰·格雷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享有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天然优势”，这种天然优势，“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系统的。” [85]这种系统的天然优势就在于自由市场推卸了社会责任，不考虑社会代价与社会成本，最少程度地考虑环境成本，完全忽视文化成本，而且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
劳动成本、
管理成本和
税收成本。然而，“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商界承担的社会代价使它们担负起社会机构的功能，而且不腐蚀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凝聚力。但是，对于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运作的企业，这种社会代价就必然成为负担。美国公司就很少承担这种责任。”[86]因此，“无庸置疑，自由市场是一种最具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类型。”[87]但是，“以破坏社会和造成人类的苦难为代价获得的最大的生产率是一个反常和危险的社会理想。”同样，“忽略社会代价是经济学家职业上的畸形”。[88]华盛顿共识尽管受到质疑，但却很难被抵制。“西方要求取消市场调控的压力使日本政府很少有其他的选择，这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大的风险。”[89]更不妙的是，“中国是以美国模式的竞争对手出现的，因为在削弱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市场方面，它能够比美国的自由市场走得更远。”[90]
（2） 违反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
约翰·格雷认为，由于亚洲接受了西方关于人类应该征服和主宰自然和地球是可消费资源的启蒙观点，在迅速推进工业化方面，最终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而史无前例的环境退化和环境灾难可能会成为亚洲继续现代化的威胁。可是，“那些憧憬中国庞大市场的人们把中国的环境退化视为一种临时或偶然的麻烦，而不是阻碍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威胁。” 巴比·比格斯（Barton Biggs）就“把环境污染说成是中国准备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但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并不像他那样对这种代价有多么高的问题漠不关心”。[91]
2． 东亚现代化的前景
（1） 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对话：历史终结于“民主资本主义”吗？
在人们最近对美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所作的思考中，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却并没有把握住美国必须在其中航行的这个世界的概况的理论，约翰·格雷认为，就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92]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级论”[93]。“二者是顽固的美国中心论者，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世界观是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不可接受的。”[94] 福山认为， “民主资本主义”构成了“人类政府的最后的形式”，“西方思想的胜利”在全球无处不及。然而，福山和亨廷顿对西方的胜利又不具备足够的信心，他们一致认为东亚模式和伊斯兰模式构成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其中东亚模式是对西方模式最大的挑战。亨廷顿还呼吁要保卫西方文明。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翰·格雷提出了四点异议：
其一，所谓历史的终结，可能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格雷承认从1789年到1989年，即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垮台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和军事冲突的主要根源，“在这个时代里，战争的起因或至少其理由是煽动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相互敌对的政治性宗教。但从更广泛或更慎密的历史观点看，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引起的战争是很少的。综观人类历史，战争起源于领土和王朝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宗教和民族的敌对状态，起源于各个主权国家追逐的相互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即使从1789年到1989年之间的启蒙时代也是这种情况。……只有以间歇和局部的方式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分歧才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即1989年以来，作为其起因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结束了，“但这也意味着战争和冲突的那些古老的原因又回来了，而且力量没有削弱。”[95]
其二，即使是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也远未结束。格雷觉得：“认为历史会结束的原因是短暂的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会结束，这种思想显示了一种难以信赖的狭隘观念。它是棉队世纪末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状况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显示，这样荒谬的推测曾经也被认为是可信的。”[96]
其三，福山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合二为一了，但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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