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时，约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怀特雷的看法，他认为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曾经在雷丁（S. Gordon Redding）开创性的著作《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中得到鉴定。雷丁和怀特雷（Richard D.Whitley）作了如下总结：
其一，小规模和比较简单的组织结构；
其二，通常集中在单一产品或市场上，其增长靠的是多种多样的机会；
其三，决策集中，并高度依赖一个主导的执行人；
其四，所有权、控制权和家庭三者有密切的重叠；
其五，家长式的组织氛围；
其六，通过个人关系网与环境建立联系；
其七，对成本和财务效益问题通常十分敏感；
其八，与那些相关的、但在
法律上是独立的组织一般有强有力的、但是非正式的联系，这些组织履行供货人和销售的某些关键职能；
其九，在商标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方面比较弱；
其十，具有高度的战略适应性。[70]
（2） 华人资本主义的核心：家庭的关键作用
约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怀特雷的判断，即家庭企业是华人资本主义的核心。“华人企业一般是小型的，其内部和外部关系一般都依赖于家庭或个人。在供货和资助方面，他们依靠‘关系’，依靠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长期的协商关系，而不是正式的契约责任。即使华人的企业扩大了，他们仍然保持其家庭的性质，即最重要的决定由一家之长——父亲作出。台湾和大陆的大型企业一直都是国有的。如果华人的家庭企业是大型的，则一般都处在一种享有政治保护的环境中，或者是因为他们在某些产业或某些市场方面有特长，如海运或
房地产。”[71]华人的家庭企业资本主义不符合西方的公司理论，华人家庭企业的结构和运行也不符合西方理论所认为的普遍有效的经济理性。华人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一样都挑战了马克斯·韦伯和其它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解释。“按照西方的常规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途径是取代家庭和个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中心位置。它把经济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服从于与个人无关的利润和亏损的累计，起连接作用的不是信任关系，而是契约和法律义务。”然而，“华人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却是依靠家庭内部的信任资源”，“在重大事物中，信任很少延伸到血缘关系之外”。[72]
（3） 台湾的反例
最发达的华人资本主义在香港和台湾，而台湾尤其引人注目。约翰·格雷认为台湾“似乎可以声称已经实现了本土的经济现代化”[73]。他指出了台湾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小型农场的乡村经济。这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通过深入的土地改革实现的。
其二，深入的私有化进程。台湾的私有化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从57%下降到20%。
其三，小型家庭企业主导的台湾经济。台湾没有日本和韩国的那种大型联营公司。
其四，神奇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台湾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9%。
其五，最具有平均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74]
约翰·格雷认为台湾取得的这些成就使人们不由得相信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主张：“台湾已经指出了道路，向中国（大陆）提供现代性的中国模式。”[75]
（4） 新加坡的反例
约翰·格雷对作为亚洲资本主义本土现代化典范的新加坡模式以及它不向美国霸权屈服的精神都极为推崇，他说：“新加坡拒绝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它蔑视美国的干预，也拒绝了美国当时正在整个东亚地区
宣传的人权的教条。它断言自己的价值是反对美国企图移植到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人权模式，以及市场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它把自己的成就定位于一种后自由主义的城市国家——稳定、团结、教育程度高和增长迅速，以此来证明它的现代化和发展模式比“西方”提供的任何模式都高明。”[76]
（5） 与日本的区别
华人资本主义有别于日本资本主义，“其深刻和彻底的程度与同美国自由市场的差别是一样的”。其主要表现为：“超越家庭的信任和义务关系在封建时代和当代的日本以及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个人主义社会中是很明显的，但在华人社会就很弱，或者不存在。庞大的跨国公司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它还有很强的
企业文化和忠诚以及对政府指导的开放性，但在战略上却不失高度的自主权，这些在华人企业中是没有的。”[77]
（6） 与韩国的区别
华人资本主义也有别于韩国资本主义，韩国资本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韩国经济主要由多种行业联营的企业，即众所周知的财阀主宰。
其二，韩国的财阀是具有家长作风的机构，企业充斥着家长作风，奖赏和赔偿也被个人化了。基本工资以外的奖赏不是根据工作表现，而是根据上级的评价。其创建企业的家庭仍然有决策的权力。
其三，韩国企业以寡头方式垄断市场为目的的合作远远超出了家庭。
其四，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密切。
其五，韩国财阀之间有宗族和区域性的竞争。
其六，在韩国的大多数公司，不实行或不承诺终身就业。[78]
（7） 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陆的现行制度由于与该国在20世纪历史相关的一些原因，其与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
其一，中国大陆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是不充分的。
其二，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工人没有什么交涉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工资低于处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其它国家工人的工资。
其三，中国在本土发展的模式上，其市场经济性质将日趋充分。
（8） 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经济文化的趋同性
据约翰·格雷观察，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经济文化正在趋同。中国不少企业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海外华人的投资，而海外华人就无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重新引入了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在未来将比现在更具有传统性质。”[79]
（9）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与前景
约翰·格雷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 约翰·格雷特别担心的是问题是：
其一，国家分裂。他强调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
其二，环境退化。中国的环境污染可能是阻碍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威胁。
即使排除了这些干扰，而且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的经济文化确实趋同，并且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之前，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80][NextPage]
（二）作为范例的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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