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就出现了。从长远和宽泛的历史视角看，自由市场是一种罕见而又短暂的反常现象。自由市场是用国家权力建设的。”[48]
（4）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仅仅是经济领域中个人自由的权利，是普遍人权的体现。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与普遍人权是对抗性的，二者没有任何亲和力。
（5）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创造社会财富最有效的手段。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与社会财富的关系是“创造性毁灭”的关系，即既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也造成最大的经济伤害，就是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循环往复，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大分裂。其后遗症具有长期的杀伤力。
（6）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有限政府（小政府）和私人财产的体现。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是伴随在一起的，这种思想是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存货的一部分，它颠倒了黑白。由于社会的天然倾向是抑制市场，自由市场只能由中央集权的国家产生。自由市场是强政府的创造物，没有强政府，自由市场就不可能存在。[49]
（7）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天然稳定的，它能够自我调控和自动趋向均衡。“从目前结构来说。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不像过去的国家自由市场那样能自我调节。全球自由市场才有10年的历史，但已经包含了危险的不平衡现象。除非彻底改革它，否则世界经济体制将土崩瓦解，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竞争性贬值、经济崩溃和政治剧变，这既是悲剧，也是闹剧。”[50]
（8）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应该独立于社会和国家之外，就一定能够发挥出全部的优点和效能，从而满足人类的最大需要和天然福祉。“经济哲学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转向。市场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设计的权宜之计和工具。市场是用来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经济生活的工具已经从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中被解放出来了，这是很危险的。”[51]卡尔·波拉尼正确地指出：“归根结底，由市场控制的经济体制是全部社会组织无法抵抗的后果；它意味着社会是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不是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制中。”[52]社会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最终结局是市场摧毁社会。
（9）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的传播是现代性的利刃，而且被等同于美国价值的延伸。所有的社会邪恶都会被市场力量消解。“全球自由市场预先设定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它把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全世界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经济中传播工业生产的现象解释为单一类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即美国自由市场的无情推进。”美国是普世的模式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是美国文明的一个特征。“但在我们的时代里，情况似乎正相反。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出美国自由市场体制，而是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资本主义中可以归功于西方模式的东西很少。”[53]而且“美国要充当世界典范的要求没有被任何国家接受。美国经济成功的代价是社会分裂、犯罪、监禁、种族和民族冲突，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崩溃，这些在欧洲或亚洲的文化中是不能容忍的。”[54]由此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们普遍希望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由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并寻求与其它文化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妥协，以求共同生存。”[55]因此，“真正的全球经济并不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会向人类的其他部分扩展，而是意味着西方全球霸权的终结。”[56]
（10）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除了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西方制度和价值。文化多样性不是人类生存的永久条件，它是通往普世文明的一个阶段。在这一单一的世界文明中，过去形形色色的传统和文化要被一种新型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所取代。“单一的全球市场是普世文明的启蒙计划”[57]，但“全球化并没有使西方价值具有普遍性，但却使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世界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这并不表示一种单一的经济文明的发展。它意味着妥协将必然在各种经济文化之间出现，而文化之间将保留差别。”“如果我们不最终放弃支持全球自由市场的经济哲学，亚洲的萧条肯定会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蔓延。”[58][NextPage]
二、东亚的反例与范例：另一类现代性？
（一）作为反例的东亚
1． 日本的反例[59]
（1） 实施工业化未必要打破封建的社会秩序。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工业化的一个真理是：日本不像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实施工业化必须打破封建的社会秩序。日本企业的发展就像嫁接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机构那样。现代工业经济在日本的发展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这种经济体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它的一些最关键的部分是不可破除的。给日本的现代化充当先锋的是武士阶级。约翰·格雷举三井大商馆为例，三井大商馆经历了从封闭的江户时代到现代化的时代的全过程，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这种现代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一开始封建秩序就没有破除。[60]
（2） 技术的革新、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革新未必能使社会进化。
约翰·格雷认为技术的革新、或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革新一定能使社会结构进化。这种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不适合日本的情况”，“任何以西方历史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说法都不适合日本经验”。[61]
（3） 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
约翰·格雷声称：“大多数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的资本主义模式都以这种个人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市场个人主义）为基础”，无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都“错把个人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普遍法则”，因而“都把个人主义作为其核心特征紧紧地抓住”，“但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即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历史的偶然。”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既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市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差别”，“也有别于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约翰·格雷分析道，“日本的市场机构在与他们的雇员和其他社会成员打交道时，依赖于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契约文化。日本公司与周边社区脱节的现象比美国轻得多。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是紧密和连续的。”因此，“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伦理生活不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即将成为个人主义的。”[62]
（4） 本土型的现代化。
历史的启蒙哲学告诉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靠的是效法西方社会。但约翰·格雷认为“这些哲学和现代性理论已经在日本被证伪了”。“的确，日本的现代化包含了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折衷性的舶来品”，如历法、银行系统、教育、商法、各种技术、都市生活、中央集权国家、现代化的
军队和海军等。“所有这些革新都包含了对西方实践的效法，尤其是效法普鲁士和英国”。“但所有这一切都得不出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或文化传统的结论”。也就是说，“日本在获得这些现代性的标志时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西方化”。促使日本现代化的是西方列强的威胁给它造成的创伤，日本工业化的目的是保护民族独立，“但日本的现代化仍然具有本土的性质”。日本的领导人“从前是隐含地、最近则是明确地拒绝现代化就是与西方对应的制度和价值趋同的观点”。[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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