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的自由市场体制再次出现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仍然与它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它们曾经是英格兰的殖民地，从来没有过农民阶级。“在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中，耕地个人化的文化及经济先于工业化。它们孵化出了一种经济文化，自由市场在这种文化中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但要事先具备特殊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条件，再加上冷酷无情地使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是否就必然适合或需要自由市场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还是证明了自由市场是如此的浪费人力，对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是稳定的。19世纪自由市场的消失才是缓慢的历史进化的结果，而它的出现则不是。”[31]
3．从社会角度来看，以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或全球自由市场带来的是全球性的社会分裂、社会动荡、社会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32]对全球自由市场的追求“已经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混乱和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性”。[33]就在全球自由市场创造着新型贵族的同时，它也产生着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它还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更加困难。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缺陷是：
其一，自由市场最深刻的矛盾是起到了削弱它过去依赖的传统社会体制的作用，如家庭体制[34]，“自由市场是当今在世界上仍起作用的传统的最有效的溶解剂”；
其二，排挤了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而工人阶级赤贫化[35]；
其三，使极少数人富了起来，并使受排挤的下层社会扩大了，从而使实施它的政治载体遭到严重破坏；
其四，毫不犹豫地使用国家权力，但却使国家体制腐败并部分地丧失了合法性[36]；
其五，分裂或摧毁了最初由它建立起来的政治上的相互支持；
其六，扩大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从而创造了新自由主义的贫困陷阱，最终使社会分裂[37]；
其七，它设立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相互对立的政党被迫合作；
其八，自由市场驱使的变化削弱了社会中介机构和
社区生活中的非官方的社会控制，从而实际上使国家的社会控制功能不断强化；
其九，自由市场最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是破坏它本身曾一度依赖的道德，如节约、公民自尊、责任、家庭价值等[38]；
其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并没有促进稳定和民主。在较贫困的国家里，全球自由放任主义产生出原教旨主义政权，而且起到瓦解现代国家催化剂的作用；[39]
在自由市场的大本营——美国，自由市场已经对社会崩溃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程度在其他发达国家闻所未闻。家庭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脆弱。与此同时，社会秩序一直靠大规模的监禁政策支持着。除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以外，没有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以美国这样的规模把监禁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使用。自由市场、家庭和社区的破坏，以及把刑法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用于抵御社会的崩溃，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自由市场还削弱或毁坏了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其他制度。它创造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大多数美国人却很难从中收益。美国国内不平等的程度与拉丁美洲国家相似，而且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40]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比任何其他20世纪的经济学家都深刻。他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没有起到保护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它很可能摧毁自由主义文明。这就是他为什么接受了必须规范资本主义的观点。必须用政府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的动荡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和谐一致。对今天的全球自由市场来说也是一样。
4．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自由市场的推行是以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伴随为代价的。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对工业投资的追求是短期行为”，而它的深刻缺陷已经引起了不必要的苦难。自由市场固然带来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也造成最大规模的经济不稳定。自由市场预期或带来的经济效益被它一同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和环境负效益所抵消。全球自由市场就是“创造性毁灭的发动机”。就像过去的市场一样，他的前进并不顺利，也不平稳。它的进步是采取繁荣与萧条、投机狂热与金融危机的循环形式。就像过去的资本主义一样，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摧毁旧式产业、职业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巨大的生产率，所不同的是，这些都是以全球的规模进行的。
5．从政治角度来看，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与自由市场共存的通常不是稳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经济无保障的多变的政策。“自由市场的天然对等物是不安全的政治体制”，“在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中，自由市场总是短命的。它的社会代价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不可能长期处于合法的地位。这个真理已经被英国自由市场的历史所表明，”[41]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市场一直是被约束着，因而，它一直没有过分地妨碍人对稳定和安全的需要。在当代的条件下，自由市场作用已经被民主政府缓和了。那种最纯粹的维多利亚中期的自由市场形式已经随着公民权的扩大而消亡了。由于英国自由放任主义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进而退却，在民主竞争的压力下，大多少国家的过激现象被继任政府缓和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历史遭遇就是这样。但在全球层面上，自由市场尚未受到触动。社会民主制度和全球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实现一种人道和谐的关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42][NextPage]
6．从哲学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主要由自由市场自然进化论、人性体现论、自然法则论、普遍人权论、有效手段论、有限政府论、天然稳定论（自动均衡论）、独立作用论、全球传播论和单一选择论等理论构成。这些理论是不可证伪的真理吗？约翰·格雷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基本上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1）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未经计划的自然进化过程。约翰·格雷认为它是靠权力和政治手腕产生出来的人工制品。作者通过分析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战后的英国、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新西兰等曾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得出了反对自由市场自然进化论这个结论。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冲突，它只能通过强权或霸权来建构。战后拉美和东亚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是在威权政府（基本上是军人政权）领导下建构的。作者引征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观察：“使孤立的市场成为市场经济，把被调控的市场变成自我调控的市场，这确实是至关紧要的步骤。19世纪……把这种发展天真地想象成为市场传播的自然结果。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把市场转变成自我调控的系统并不是市场固有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具有高度人工性的刺激作用才促使这一机制具有了社会性，这样做无非是满足这部机器的人工现象所产生的条件。”[43]卡尔·波拉尼强调，惟有“持续不断的、由中央组织和控制的干涉主义的巨大增长，打开了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并使道路保持开放。”[44]由此约翰·格雷得出结论：“仅仅是实施放任主义政策时，即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格兰和世界的其他地区，自由市场才成为主要的社会体制。”[45]所以，市场社会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或进化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反复和系统地进行干预才出现的。“像哈耶克（F.A.Hayek）这样的理论家们建立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论来说明市场经济是缓慢进化而来的，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政府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这种说法不仅是把个别的实例生硬地加以普遍化，而且还曲解了这个实例本身。”[46]
（2）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人性的体现，是人性的天然状态。约翰·格雷认为，恰恰相反，自由市场是反人性的，是对人性的最大扭曲与伤害。“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划、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是自然产生的。”[47]
（3）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事物的天然状态，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自由市场并不像今天的经济哲学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事物的天然状态，当政治对市场交换的干预被排除之后，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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