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13]在约翰·格雷看来，“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实现的乌托邦”。[14]
4． 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在全球实行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就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宣示的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市场体制。在此，约翰·格雷特别强调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并不是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既不是全球化的过程，也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只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全球自由市场体制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并不会自然地走向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
其一，全球化不等于全球一体化，也不会趋向全球一体化。“全球化决不是各个经济体制都要殊途同归的终极状态。全世界经济活动的普遍和程度相同的一体化恰恰不是全球化。相反，在全世界，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的日益增长加剧了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尽管更全球化的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是要推翻或削弱国与国之间一些具有等级性的经济关系，如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但同时它却加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并产生出新的等级关系。”[15]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联系不断深化而又不断分化的综合体。
其二，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趋同化，也不会走向全球趋同化。“全球化通常被等同于一种趋向共性的潮流，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在全球市场中资本和生产可以跨越边界自由流动，这种全球市场得以运转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差别。如果全世界的工资、技术、基础实施和政治风险是一致的，世界市场就不会发展了。如果各地条件一致，在全世界投资和生产就不会产生利润。世界市场的兴旺依靠的是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别。这就是全球化的动力不可抵抗的一个原因。”[16]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化而又保持不平衡化的综合体。
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涵有两义，其一，“它指的是当代工业生产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贸易、资本、生产和信息的各种形式的交流。这种跨越边界的运动越来越多，它本身就是新技术传播的结果。说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就是说几乎每一个社会目前都已经工业化或即将工业化。”其二，“全球化还意味着几乎每一个经济体制都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制联系着。只有像北朝鲜这样的少数国家力图在经济上与世隔绝。它们虽然成功地维持了独立于世界市场的地位，但代价是巨大的，不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人的方面上都是如此。” 约翰·格雷强调说，“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要求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相同和深入。”[17]他借用学者戴维·海尔德（David Held）等人的话说，“全球化不是单一的条件，不是线性的过程，也不是社会变化的终点。”[18]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全部“意义”的背后，只有一个单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就是把一切活动与关系从地方网络转移到全球网络中来。他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全球化定义，“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全世界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社会关系把相距遥远的客观存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即局部事件是远方事件造成的，反之亦然。”[19]约翰·格雷反对把全球化和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混为一谈，他说，“目前有许多辩论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实行自由市场的短命政治纲领混淆在一起。全球化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在世界相距遥远的各地区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接触。”[20][NextPage]
（二）不可持续的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为何是个幻象？
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试验性的社会工程，在约翰·格雷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只是体现了西方普世文明的启蒙理想，是西方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乌托邦，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纲领。因为这种启蒙理想相信人类进步的目标只是一种单一的文明，否认现代经济体制是以多种形式来临的。为了把他们单一的世界观强加给世界，他们付出了摧残人性的高昂代价。因而最终搁浅在人类基本需求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以历史为指导，我们必然会预料全球自由市场将很快地一去不复返了。”[21]
1．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自由市场”论者，虽然“崇拜理性和效率，但对历史却是无知的”。[22]19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英国只有短暂的历史，而且是在英格兰维多利亚中期的一个格外顺利的环境中产生的。不能代表大多数英国人民、却掌握了不被监督的权力的议会，通过圈地法、济贫法和废除谷物法，土地、
劳动和
粮食都成了商品，到19世纪中期，自由市场就成了经济体制的中心机构。但自由市场在英国仅仅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夸张地认为，根本就没有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它就逐渐在
法律上不复存在了。个中原因不难蠡测，“在19世纪的英格兰，自由市场摧毁了社会制度和个人幸福，这就引发了政治反抗运动，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自由市场。”[2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市场已经被重新调控，以利于公众健康和经济效益，而政府则积极提供一些基本
服务，主要是教育。自由贸易一直存在到大萧条的灾难；但人们又重申对经济的政治控制。自由市场被视为教条主义空谈，或者仅仅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复兴自由市场的时候为止。[24]约翰·格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在19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本能需求使自由市场搁浅了。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毁于30年代的战争和独裁的暴力。这一灾难是战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30年代，自由市场证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它建立于人为的策划，崩溃于混乱和无序。在我们的时代，全球自由市场也不会有很大差别。”[25]在新自由主义掌权[26]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墨西哥、智利、捷克等国，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么使社会陷入混乱，要么使社会走向分裂。“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自由市场政府没能实现它们的众多目标。在英国，由撒切尔夫人统治18年后的
税收水平和国家支出与工党1979年下台时一样高或更高。”[27]当经济低迷时，政府只有靠侥幸而活命了。“在大多数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受惠者是温和的左派，这种情况已经得到证明。自由市场对社会产生的毁灭性效应使他们失去了政治的可持续性，19世纪如此，20世纪也是如此。”[28]
2．从文化角度来看，与欧洲其它国家不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始作俑者英格兰有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英国的资本主义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性质。19世纪英国之所以会出现自由市场经济，约翰·格雷认为必须考虑英国的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需要考虑19世纪早期英格兰社会条件的异常特点。……长期以来，英格兰拥有关于财产所有权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法律文化。土地长期以来作为商品买卖，劳动力长期以来具有流动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普遍存在的乡村生活的封闭性在这里是罕见或未知的，家庭生活更接近于当代的核心式家庭，而不是前现代的那种扩展式家庭。19世纪的英格兰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仍然处于农民社会。”[29]因此，“在19世纪的英格兰，如果没有那种长期的、彻底的个人主义，产权和经济生活是决不可能产生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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