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用。正如学者经常举的购买火灾
保险的保险人对于火灾隐患往往比购买前更加忽视的例子。监管会导致私人部门去冒较大的风险，也就是说，监管会降低正常的谨慎程度。监管越紧，成本也越高-不仅是监管自身的直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对金融机构提供更低廉、更富创新性和丰富多样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施加了限制-这最终将有损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二）监管可能失灵监管者也是经济人。
即使是在政治领域，个人也是严格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从市场交易主体变化成公共选择主体，并没有变成圣人。或者说至少没有像学者们所渴望的那样变成实际的圣人。代表政府的监管者，作为经济人，他们也与监管对象一样同样具有自利性，行为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依归。他们同样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管制条例还是执行规定，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亦即极有可能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和牺牲公众的利益。那种“政府权力单位化、单位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及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的合谋都是这种以公谋私的表现。即使假定监管者是大公无私的，但监管者对监管对象的信息永远处在不完全、不对称状态。这不仅在监管者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有限，而且在于监管对象对自己一直拥有信息优势。这就使得监管者既不可能制定出精致有效的监管规则，也不可能有效地执行现有规则。因为，有效的监管并不一定使监管者受益，有时恰恰相反。
（三）证券监管必须适度由于监管失败的存在，我们对证券监管就不应该过于迷信。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监管都有可能失败，因此，我们不可陷入两分对立思维的困境，即市场失败就由政府监管来替代，监管失败就由市场运作来替代，而是应以市场法则为依归，如何用政府监管来补充市场的不足。关于监管失灵，监管成本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至少为我们重新认识监管理论基础提供启示：
第一， 监管应是针对市场失灵，而不应作更宽泛的解释。以为政府仅仅只配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想法，在今天看来也过于简单，无法应对现代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必须基于匡正市场缺陷的理由。
第二， 监管并不必然导致证券业发展，相反可能限制市场的发展。与市场一样，监管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促进市场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否则将是为行政控制提供口实。
第三， 监管必须受制度约束，即监管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 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 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如果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所进行的干预导致公共行政的失败和寻租活动，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公共行政，而不是返回市场。因此，通过上述对市场缺陷和监管失灵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把握监管的度十分重要，亦即监管必须适度。监管适度的关键是必须明确监管法律的目标和原则，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范围。这对证券监管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前中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1. 监管的曲折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如果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2002年前后，通海高科、麦科特、郑百文、蓝田股份、银广夏等“地雷”相继引爆，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背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面对这些问题和缺陷，证券监管受到市场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定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监管力度与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市场中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并且加大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违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规模控制、额度管理”下的产物。这也正说明，中国的证券监管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处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强烈的政府主导意识和制度惯性导致证券市场留下的显著的行政干预痕迹：证券市场作为融资市场，以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为目标；证券发行监管则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当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等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加之于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证券监管有了一定的改善和优化。
首先，在监管理念上，证券监管确立保护投资者的正确理念。监管机构认识到：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监管机构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监管方式上有所改进。2001年3月核准制的正式实行， “行政审批、额度控制”的监管方式也随之终结。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来切分市场和控制发展速度，一方面，恢复被扭曲了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额度之下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证券欺诈发行案中，投资者对监管者的不满和指责也随之减少，监管者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
第三，证券立法逐步加强，证券监管有法可依。《证券法》关于监管机构职责和措施的规定，确立了监管者的地位，赋予其法定的权力。同时，关于保密义务、勤勉义务、公开义务等一系列义务条款也把证券监管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且，多年来，证监会（或证券委）单独或与
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发布了近300多项监管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地减少了监管的随意性。当然，在证券监管的发展与完善令人欣慰的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 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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