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并购理论的发展：动因与绩效

内容摘要：百年来全球银行并购实践的发展推动了银行并购理论的发展，银行并购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并购动因的理论解释和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百年来全球银行并购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银行并购动因理论发展的多元化特点；近十多年来有关银行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揭示了银行并购绩效的非显著性，并购绩效的实证结论不能支持银行并购迅猛发展的现实。

关键词：银行并购理论    动因    绩效

翻开世界银行发展史，可以发现，几乎世界上任何一家知名银行，无不是通过不断的并购扩大经营范围、增强竞争实力，从而提高知名度，跻身世界大银行之列的。近一百年来银行并购浪潮的风起云涌推动了银行并购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具体来看，银行并购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并购动因的理论解释和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本文对银行并购动因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近十多年来银行并购绩效实证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综述，以期能够为有关银行并购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发展参考。
一、全球银行并购与银行并购动因理论的发展
自19世纪末主要发达国家兴起银行并购以来，银行并购在全球范围内已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这些并购浪潮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波动周期基本保持一致，每次银行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经济金融发展相适应的合并方式。理论界曾试图从各个角度对每次并购浪潮的动因做出解释，希望能找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解释，但迄今为止，却无力对近百年来的银行并购风云做一理论上的总结。百年来全球银行并购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银行并购动因理论发展的多元化特点。
第一次全球银行并购浪潮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银行业起步最早的英国，并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美国、日本等国的金融业，其间横跨了两次企业并购高潮：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以横向并购为特征的第一次企业并购浪潮和20世纪20年代以纵向并购为特征的第二次企业并购。在这次银行并购浪潮中，主要发生的是以减少同行业间竞争程度为目的的横向兼并。随着发达国家银行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许多银行通过并购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支持这一阶段的并购理论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其目标也是达到并购双方银行经营上的协同。但也有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兼并将导致行业内的“过度集中”。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只有少数几家银行占有大部分的银行市场份额，这些银行将趋向“合谋”。结果银行的价格和利润将含有垄断因素。因此，无法通过兼并实现规模经济，而只可能导致垄断利润。面对这次银行并购浪潮中的纵向兼并，即把一个银行内各环节涉及的其他银行业务兼并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运行的联合体，经济学家们(Aitow，1975；Alchian，Crawford and Klein， 1978；Williamson，1975)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主要观点是银行纵向联合，将银行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银行联合在一起可能会获得不同水平间的更有效的经营协同，因为通过纵向联合可以避免相关的联络费用和各种形式的交易成本。许多银行还利用本银行拥有的所在银行的专属管理能力，通过并购使其向被并购银行溢出，从而使并购双方银行的管理水平都得到提高，实现双方银行管理间的协同。
　　在二十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二次大战的冲击下，银行并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0世纪50—60年代，在第三次全球企业并购高潮的影响下，银行并购也于50年代中期重新活跃起来，并在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和第四次全球企业并购浪潮的推动下达到高潮，各国银行业务综合化趋势随之明显提高，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浪潮的前期，对银行并购的理论解释主要以风险化解为立足点，认为管理者和其他雇员为了保持组织资本和声誉资本以及在财务和税收方面的优势，可能会寻求多样化经营。多样化经营既可以通过内部发展完成，也可以通过兼并活动完成。然而，在特定情况下，通过兼并达到多样化经营要优于内部发展途径。银行可能仅仅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源或其潜力已超过了行业容量而缺少内部发展的机会，这就需要通过混合并购来分散这些资源或潜力。财务协同效应也对这一时期的银行并购做出了解释（Nielsen and Melicher，1973)。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来自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有大量内部现金流和少量投资机会的企业拥有超额现金流。有较低内部资金生产能力和大量投资机会的企业需要进行额外的融资。这两个企业的合并可能会得到较低的内部资金成本优势。另外基于管理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从管理学角度来解释银行并购的诸多理论，Mueller (1969)建立了最全面的混合兼并的管理主义解释，这种理论认为管理者往往采用较低的投资收益率，通过并购来扩大自己的声誉，反映了管理者与公司股东间出现的代理问题。对这一浪潮后期银行并购活动的理论解释主要用到了Tobin (1977)的q值理论和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Tobin(1977)的q值理论主要阐明了在不考虑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当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证券市场价值低于其重置资本成本时，并购将更可能发生。之所以如此，源于在股票市场上，许多机构投资者由于强调短期的收益而往往对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缺乏投资兴趣，导致这些企业的价值被低估。这一时期用以解释杠杆收购行为的另一种理论是 Jen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他认为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要使效率及股价最大化，自由现金流就必须支付给股东，但是公司的管理层往往没有积极性向股东支付这些剩余现金流，这时只有为公司寻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以降低管理者所控制的资源数量，从而削弱他们的权力，同时，当为额外的投资寻求新资本而进行融资时，管理层也会受到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的监督，使其行为决策更符合债权人或股东的利益。因而，并购成为解决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有效工具。
第三次全球银行并购浪潮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五次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同步进行，至今仍未衰熄。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导致全球银行业竞争的加剧，竞争的加剧又迫使世界各国普遍放松监管政策，这就给银行并购创造了较有利的银行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跨国银行在这一次并购浪潮中成为领导力量。跨国银行之所以能够在东道国获得经营收益，是因为他们拥有多种所有权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跨国银行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优势，如管理、技术知识、品牌或商标优势等。跨国企业研究专家(Caves，1982)对包括银行在内的跨国并购进行了总结：“纵向的跨国企业将中间产品的市场内部化，而横向跨国企业将无形资产的市场内部化。” 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提出了并购的外部冲击理论，阐述了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并购的发生是由于外部因素，如技术革命、全球化、政府监管的放松等变动而引起的。Weston(2002)也提出了包括银行跨国并购在内的当今跨国并购产生的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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