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所的盈利性，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适时选择上市募集资本，应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挑战。12同时，期货交易所在市场监管的核心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此可比照证券交易所，赋予其享有更广泛的监管权力和相机处理权限。②从结算体系来看，顺应期货市场发展趋势，引进统一结算制度迫在眉睫。完整、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有赖于独立于交易所的清算公司和担保公司（或合而为一）的建立，形成交易所、清算公司和会员三者之间的三角制衡模式，使其承担结算、风险管理和履约担保功能。③根据现实情况和发展需求，适当时机将交易所会员分为结算会员和非结算会员，增加风险分担的层级。在吸纳、批准结算会员的标准上，综合考察信誉优良、资本雄厚、组织机构健全、
经营业绩上乘的会员的基本情况，按结算保证金制度的规定向结算所缴纳保证金。通过结算会员制的实施，使交易所直接面对众多会员进行交易风险控制变成只对少数会员进行资金控制和结算，既降低交易系统的运作风险，又可有效提高交易系统效率，强化市场监管，防止违规行为，期货市场的健康运作就得到了保证。13《条例》第8条有关期货交易所经纪会员和非经纪会员的简单划分亟待改进。
二、期货品种创新与新品种上市机制改革
（一）期市的品种创新
1、国际期货品种创新的新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风险管理的行业越多，就越需要品种丰富、功能齐全的期货市场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全球商品期货市场经过150年的发展，目前共有商品期货和期权93类商品267个品种。以美国为例，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先后上市了谷物、
棉花、咖啡、可可、柑橘等多种农产品。进入20世纪，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进入工业领域。1971年以后，相继推出的外汇、利率和股指三大金融品种更是将期货市场蓬勃的生命力一览无遗。14一定意义上，上市品种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交易所竞争力的高低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上市品种的开发成为期货市场重点关注的课题。
2、尽快开发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形成大品种为主，大小品种共存的合理布局。15我国期货市场十一年试点、期间七年整顿的艰苦历程从侧面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期货市场的规范整顿已基本到位，期货市场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有利于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的深刻变化，这一趋势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更加明显。面对入世给中国
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带来的巨大价格风险和激烈市场竞争的挑战，我国期货市场有限的几个品种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期货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行业的自身发展，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成为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上市的品种太少，结构单一，保留下来的12个期货品种中只有7个挂牌交易，至于活跃品种就更少了。由于缺乏国民经济风险规避急需的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米等）、战略性品种（如线材、石油、贵金属），国际商品市场由供求关系引起的经常性的大幅价格波动往往给中国农户、经营者和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商品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尽快上市交易如玉米、大米、棉花、白糖、石油等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比重或有较大的影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16[NextPage]
3、稳步推进金融期货品种。离开占80％份额的金融期货品种，期货市场可以说是不完整的金融市场。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在1996年叫停金融期货之后至今未恢复交易。适时推出金融期货品种，有利于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我国证券市场潜伏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提醒我们：没有股指期货作为证券的避险工具，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
保险、
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将承受单边作多的巨大风险；周边国家和地区正拟推出中国股指期货，必然对中国股票现货市场构成影响，加之股市近期的深幅调整使股指期货呼之欲出；17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将加大金融机构对分散利率风险的需求，呼唤国债期货的诞生；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人民币最终走向自由化成为时间问题，当人民币成为硬通货时，开展外汇期货交易对于巩固我国经济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管理层酝酿推出股指期货品种时，我们应当从法制创新的角度为金融期货的推出扫除法律障碍，建议修改以下相关法规：①《证券法》第35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实际上排除了允许证券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能性； 第36条禁止券商向客户融券的行为又从理论上否决了单只股票的期货交易。②《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0条明文排斥金融机构作为交易适格主体的可能性，很难想象，缺乏众多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市场的规模、功能和风险控制会尽如人意。法律上的障碍不解决，股指期货这一有望率先推出的金融品种就不可能面世。18
（二）新品种上市机制改革
尽管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上市新品种呼声高涨，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令人遗憾的是受期货品种上市机制的制约，新品种的上市受到限制，有关品种上市机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和1999年《条例》规定，中国证监会依法获得上市、终止、取消和恢复期货品种的资格和权力。但实际运作决策程序复杂，过程冗长，三年来，中国证监会并未获得新批一个新品种的权力，以致有学者喟叹：“当年暂停期货品种由国务院下文，新批期货品种是否还应由国务院下文。”财经杂志2001年5月号报道，中国证监会曾经希望获得审批期货品种的权限，但上报国务院后，一直尚无定论。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没有真正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值得深思。
在这方面，日本10年前修改《交易所法》，从严格限制期货市场转变到发展期货市场的经验措施或许能给我们以启迪：过去日本一直实行“有益论”，即必须证明上市新品种对社会是有益的，然后报期货市场政府主管部门部长批准实施。1990年以后，将上市期货新品种由“有益论”改为“无害论”，即交易所根据发展需要，可先行试验上市任何期货新品种，经过两年试运行并论证对社会无害之后，再报政府主管部门部长批准正式上市，这样极大简化了上市程序，提高了市场效率。19美国也采取了类似作法，政府把重心放在新品种上市规则的制定上，而把开发、决定新品种的权力赋予交易所，当市场有较大需求时提请CFTC批准正式上市，推动了期货市场的高速发展。20
为完善期货品种上市体制和上市方式，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期货品种上市决策制度：
1、出于过渡考虑，先专门成立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委员会，其成员由证监会、国家计委、经贸委、体改委等部委代表及行业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以投票方式审批交易所提交的申请，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召开一次会议，对拟上市品种进行论证和审批，写出书面反馈意见。如未获通过，应在书面反馈意见中说明不批准原因。需要声明的是，这一做法只是权宜之计。笔者认为，面对迫切发展期货市场的新形势，期货监管层保持适度的宽松是宏观规制高水平的艺术体现。
2、试行品种上市由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可以预见，市场化将成为未来期货市场长期发展的潮流，交易品种的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应由市场决定而非政府判断。建议授权交易所并由交易所通过在内部设立新品种委员会，负责开发对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需求强烈且具有投资价值的期货品种，设计科学的标准合约，制定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品种的发展潜力作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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