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认知、习惯、偏好、生理欲望等的影响，往往无法达到效益（货币收益）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努力实现自我满足最大化。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由于受自身认知水平、生活传统和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更难从专业化的角度去分析形势，作出“理性人”所预期的选择，因而其选择偏离，甚至极大地偏离所谓的“理性”选择应不足奇怪。
1、增收难制约了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传统理论认为，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函数，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的内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可支配收入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是比较合理的。行为经济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决定如何消费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基尼系数明显下降，精神
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性支出将明显增多，消费支出不只是取决于其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比较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部分农民在短短的几年就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随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家用电器等城里人才消费的时尚用品开始步入农村家庭。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和农民增收速度放缓，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呈相对下降趋势。因此，尽管从量上来看其收入也在逐年增长，但实际消费能力却相对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消费意愿中首先考虑的是眼前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子女教育、生产资料购买、修建住房等，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对他们来说，还远远没有列入消费计划或者是投资计划当中。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许多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没有高到可以让他们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地步。例如，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分别为46.0%、53.8%、45.6%③，即便是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金牛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达45%④，农民的收入主要还是用于基本生活保障。
2、低收入水平导致了农民储蓄倾向的不断强化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人们的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是同向变化的，收入越多，储蓄的倾向越明显，收入越少，储蓄所占的比例就会减少。而行为经济学的有关研究表明，当收入增加时，人们购买汽车、住房、保险等耐用品的愿望更强烈，旅游、娱乐等支出所占的比例也明显增加，储蓄所占比例则相对减少。而当他处于不利的境地时，出于谨慎，则会尽量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储蓄率反而上升。当前，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而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很快贴现或者根本就不会贴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大部分农民对自身处境并不乐观的基本判断。
3、政策差异刺激了农民对政策优惠的过高预期
传统的供求理论认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提高时，供给量将会增加而需求量将减少；当其价格降低时，供给量将会减少而需求增加。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商品的需求量并不一定完全有价格的变动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的心理预期影响。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价格会持续上涨，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下降，则人们反应的就不是减少现期需求，而是大量抢购，导致需求量上升；相反，如果预期这种商品的价格将可能继续下跌，或者上涨后将迅速回落，人们则会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现期需求反而会降低。股市中“追涨杀跌”的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还有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购风，也是人们对当时物价将迅速上涨的预期判断的结果。成都市各区（市）县相继出台鼓励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优惠政策，而且相互比拚谁的政策更优惠，这就让不少农民产生优惠政策还要继续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调整的心理预期，于是坐地等待、观望，不少人甚至产生政府出大头，自己出小头的心理预期。
4、接受偏好强化了农民规避风险的行为选择
传统理论认为，几种不同物品，如果给行为人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行为人对这些物品的选择就不会有差异，不管它是否拥有这些物品。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行为人存在“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偏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行为人对物品的所有权密切相关，行为人对任何属于他的现实的东西都比那些非现实的东西有更高的评价，不管它是否会拥有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因此，一旦他获得对某种物品（或者商品）的所有权后，就会马上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并把这件物品作为他的禀赋的一部分。比如，对农民而言，这种偏见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购买养老保险，尽管无论怎么计算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但农民觉得自己要到一定的年限以后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这笔投入不能立即贴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去了对这部分货币现实的所有权，使现在的生活景况受到影响；而对于医疗保险，农民则认为如果自己在购买以后真的生病住院，那这笔费用对他来说，是比较合算的，但是，如果自己不生病，这笔投资就没有任何收益，反而是一笔损失。现实中的中国农民有相当一部分都比较侥幸地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因而要他每年从本来不宽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购买医疗保险就很不容易了。
5、贴现心理抑制了青壮年农民的积极性
行为经济学研究证明，跨时决策行为与人们对将来的耐心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能否及时贴现非常在意。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对将来认识的不确定性，对将来的行为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因而对将来才能贴现的决策的耐心会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同时，人们普遍具有对今天消费的倾向性愿望⑤，因此，人们作出跨时决策时往往会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心理内在动机的制约。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及时贴现心理要普遍高于城市居民，因而对跨时决策行为显得更为犹豫。购买养老保险属于跨时决策行为，从政策层面来说，获得正收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农民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他的贴现却显得缺乏耐心，特别是对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青壮年农民更是如此，年龄越小，耐心就越小，购买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就越小。目前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当中，接近和刚刚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最多就是最好的证明。以金牛区为例，已经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当中，男55岁、女45岁以上的占90%以上⑥。
6、道德风险激发了农民投机社保的倾向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也就是说，当行为人在得到第三方保障的条件下，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因而对自己的行为变得不够谨慎。由于人的自利属性，都有道德风险的倾向，特别是在
法律、制度本身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道德风险行为就更为突出。目前，个别农民对待养老保险和许多农民对待医疗保险的态度，就属于典型的道德风险行为。少数好逸恶劳的农民认为，反正在现在体制下，国家不会让老百姓饿死，老了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可以申请吃低保，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宁愿现在大吃大喝，也不愿将自己的剩余部分用来购买养老保险。而在医保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逆向选择的现象，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比较乐意购买医保，而自认为身体很健康的人则不愿意购买，这在农民群体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有的地方对购买医保的农民不体检、不设置等待期，更加助长了农民有病才投保的心理。[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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