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是，由于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不同的激励机制，个人的偏好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往往是政府或个人面对不同风险时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现代经济学对领导人偏好的研究之所以忽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研究的是一种民主的政体。强调一种建构理性可能会导致哈耶克所讲的“极权主义”的存在。而在决策相对集中的国家，学者们对政治基本上是出于一种回避的态度。回避的结果是他们放弃了无论是在私人的还是集体的行动中，有目的的个人才是基本的决策者的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交易费用学说，验证了集权对于特殊时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张五常，1999）。John .V. Nye（1995） 在分析了强制世界中的产权、交易与契约安排的变化，得出了强制或权力的存在并不足以影响竞争性产出的“效率”和“剩余”或“剩余最大化本质”的结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的验证。
如果同意了上述的观点，就可能认为政府不是青春永葆的。政府是有生命周期的，政府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政治体中是不一样的。即使是一个相对集权的国家，它也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财政的失败意味着政府的失败，财政压力周期波动左右着政府的生命周期，左右着政府的行为目标。
在财政压力变动的框架内考察政府的行为目标的设想，在对转轨经济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Aghion,P., 和O.Blanchard.(1994)年提出的模型明确地提出了财政压力对于经济转型速度的制约。王红领、李稻葵、雷鼎呜（2001）用七种理由论证了政府放弃国有产权的动机在于财政压力。Blanchard and Shleifer（ 2000）从财政的角度研究了俄罗斯与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实行的财政分权效果的不同。
这一研究还将进一步深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行为经济学为此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还没有延伸到政府行为的领域，但是它独特的研究方法，足以修正前面的假定。 卡尼曼和特弗斯基（Kahneman&Tversky,1979，1981）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阐明了在不确定问题中行为者制度安排的目标问题。该理论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偏好是随着收益和损失的变动而变动的，即，当存在收益确定时，人们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存在损失时，人们是风险偏好型的。因此，布罗姆利（Bromley,1989）认为，“公共决策者看来是经常采取使损失最小化的行动，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行动。那些处在做出集体决策位置上的人很可能为了损失而愿意冒险，但在收益范畴内却避免冒险。他们宁可选择确定的收益，而不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更多的收益。”。
因此,也可以认为,政府的价值函数以参照点为界表现为两种形态。当政府面对确定的财政收益（结余增加），价值函数通常是凹函数，形状比较缓，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政府面对一定的损失（财政赤字增加）时，价值函数是凸函数，形状相对陡，政府此时是风险追逐型的。
布罗姆利其实还可以大胆地前进一步，即将集体行动领导者认同为一个在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中具有自我约束（self-control）、按照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和心理定格（framing）进行决策的偏好改变的行为个体。相应地政府也可以分为成熟型、幼稚型与偏幼稚型三种。
将这样一种将政府细化到个人，因为激励机制的不同而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中的经济体的行为进行描述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同时它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过，只要贯穿经济解释的宗旨，这种尝试应该不是一种天方夜谭。朱光华与魏凤春（2003）在“
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一个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基本框架”一文对中国二十年改革路径的解释，便是一种尝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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