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素质、能力和权力欲的对比，可以分为四种博弈态势（图－2）：强—强型、强—弱型、弱—强型和弱—弱型。
(1)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强—强型博弈中，二者力量相当、不相上下而互不相让，出现“双驾马车”：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由两派人把持，他们谁也不服谁，但同时谁也“吃”不了谁，各定各的调，各唱各的戏。相互内战消耗了村庄班子的整体能力，致使国家政策受阻、村务建设耽误而引发干群关系紧张，而有的干部因为本身“屁股夹了屎”②，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揭露出村庄丑闻和干部腐败案，村级权力体系岌岌可危、濒临崩溃。
(2)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强—弱型博弈中，村支书凭借乡镇政权的组织资源优势与长期以来掌握的绝大部分权力，以及利用权力互恩互惠形成的个人人际关系网络在博弈中处于强势状态。“党领导一切，村里的事书记说了算”,村支书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资源压制、排挤村主任，大搞一言堂，对村委会工作包办代替，把持村务不放，村主任处于无权的尴尬地位，村庄自治功能弱化。
(3)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弱—强型博弈中，由高大威猛型的非治理精英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村主任在村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村支书则处于弱势，难与村主任在能力上抗衡。“主任是全村村民选的，他支书才几个党员选的，那算老几”，村主任打着“代表村民意愿”的幌子越权行事、独揽大权，不把支书放在眼里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排斥村支部的领导，村务重大决策不让村支部参加。村支书无力相与争雄也自动放弃领导，从此大权旁落、不问村政，出现村委过度自治的局面。
(4)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弱—弱型博弈中，体制内的治理精英均为弱势人物，村中工作无人负责，村庄不能为村民提供有效庇护，村庄内部关系充满紧张，村中各种非正式权力潜流涌动，各类非治理精英趁势而出，村庄可能陷入一场“混战”之中。
(二) “亚瘫痪”状态：村庄政治实态的地域性解读
作为民主制度与湘南G县特定乡村场域背景相结合的村庄精英博弈形态及其影响下的村庄政治效能多少有点不尽人意。无论是治理精英—非治理精体制内外博弈中的A类、 C类与D类矩阵博弈结果，还是治理精英体制内村支书—村主任博弈形成的强—强型、强—弱型、弱—强型和弱—弱型关系，都不是村庄政治的理想状态。村庄精英非合作博弈所导致村庄秩序的“亚瘫痪”状态印证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演绎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1995），村庄公共治理无法正常开展，村庄公共产品输出不足，使村庄精英博弈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我们应该看到，在缺失完美制度设计和适宜制度环境的村域场落，由于乡镇干部、村庄精英与普通村民在行为上都存在偏差，他们上演的实际上是一场不规则的博弈游戏，可以说“亚瘫痪”状态是制度短缺的一个产物。
然而乡镇政权面对这种病态并未产生积极回应，压力型体制下名目繁多的政务已让他们焦头烂额，又哪有精力来反思与回应。况且县级政府以政务完成(主要是保财税、计划生育、社会稳定“三票”)为全部内容的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机制，怂恿着乡镇将权力下移到村庄，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与农民直接对话，甘冒违背村民自治精神的风险。于是对付村庄的这种“亚瘫痪”状态，乡镇政府多半采取“拖”的办法，能拖一天算一天，“反正在这干不了一辈子”。 但令人头疼的是这种病态犹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具有强烈的连带示范效应和传染性，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资源掠夺性质的农村，良性运行的村庄因政务的完成，反而丧失了更多的资源，而处于“亚瘫痪”状态的村庄反而因为政务无法落实而普遍获利。于是良性运行村的非治理精英往往籍此来动员普通村民，反对治理精英的村治导致政务和村务受阻，使这种病态如流感般在当地蔓延开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疑，这种蔓延将直接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造成危害。在G县调查过程中，许多乡镇干部就向我们反映，村干部“磨洋工”现象已在村庄之间倍受推崇、争先效仿，直接导致村级负债和乡镇负债如滚雪球般加重，甚至出现村干部截留、挪用村民上缴税费的腐败现象。据沙村所在的镇财政所给我们透露的数据，2001年农村费改税之前的1995年—2000年6年时间内，该镇各村欠下的各项税费累计达210万元之多（许多债务已成为“无头债”、呆帐、死帐），而该镇政府负债也已达430余万元。
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村庄“亚瘫痪”状态的成因与国家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强行实施，乡（镇）政府与村级权力组织的关系由领导成为指导关系，削弱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影响，减弱了乡镇政权对村级权力的整合能力。非治理精英通过选举和罢免途径，加快了村级组织更迭速度，使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能有所下降。当然，仅从精英博弈视角来考察村庄“亚瘫痪”状态的成因与解读村庄政治实态是不全面的，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增收困难、农民负担过重等经济性因素与农村文化活动的贫乏等文化性因素也不容忽视。
(三)沙村风波：村庄精英博弈与亚瘫痪状态的实证分析
村况：沙村地处G县H镇，属于该县煤矿大镇行政中心所在地，省级公路穿村而过，是该县有名的富裕村。沙村现有人口1940人，耕地面积920余亩，人均耕地不足5分田，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到矿区打工、从事运输业和开店经商。村庄有6个村民小组，由刘、雷、李三姓村民和一些外地经商户构成。
各路精英：该村支书刘渊（应调查对象要求，以下人名皆为化名）已连续任职20余年，在村中关系盘根错节，与矿区和镇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平时生活简朴，在村中颇得人缘和村民尊敬。村会计雷光荣是3组、4组雷姓600村民的代言人，也是支书刘渊的妹夫，在村中与人合伙开了两条“煤垅”（小煤窑），家底颇厚，“起码也有6位数的存款”。村主任李直是该村第一个百万富翁，在公路旁经营一家私营加油站，1995年村民选举当选为村主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村庄还有两个人不容忽视，一个是村庄地痞恶霸团伙头目李南国，李南国外号“李疤子”，1992年因为盗窃矿区电缆被判刑5年，出狱后纠集村庄“混混”和矿区马仔自立为王，为矿区老板充当打手，靠收取地盘费和保护费起手发家，但李从不允许手下欺负本村村民，甚至在村民受外人欺负时，还会为其打抱不平，在村庄的口碑也不错。但与村支书刘渊的关系较僵，因为李一直怀疑92年偷电缆的事是刘告的状，总想伺机报复，刘对李的行为并不感冒。另一个是退伍军人雷军，据说市里某领导是他的远房亲戚，95年退伍后利用在
部队学的驾驶技术买了台东风大卡从事运煤业，几年时间赚了几十万。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向他拜师学驾驶搞运输发了财，在村里年轻人中间威信较高，但在1998年村委换届与原村主任李直竞选时以40票之差败阵，一直耿耿于怀。支书刘渊倒也蛮欣赏他，于是98年后把他培养入了党以平衡他的失落感。
楔子：由于矿区一直占用该村的耕地，每年都有安排村民进矿当工人的上矿指标。村支两委以往的做法是“留足自己的(子女、亲属)，照顾困难的”，其余的以每个指标4000到6000元不等的价格卖掉，通过瞒报、隐报指标，村干部每年可分得8000—12000元左右。来当地开矿的老板每年也要来“进贡”，村支两委班子成为密不透风的利益集团。由于信息封锁，村民倒也相安无事。2001年在修建村庄排水沟工程中，支书刘渊一人做主在没告诉主任李直的情况下，将工程承包给某老板。李直知道后，认为里面一定有“猫腻”，想到自己受到排挤，坐了“冷板凳”，一气之下与刘渊闹翻了。
行动：嗅到消息的李南国看到报复的机会来了，加之几年打打杀杀的生活经验告诉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外衣，对村庄权力垂涎三尺的李开始了行动。他的手下们迅速在村民中进行煽动，大肆暄染村庄黑幕，“××收了老板××钱”，“××贪污受贿××钱”，或真或假的路边消息主导着村庄舆论，被鼓动的村民联名上告到乡镇政府要求查清账目。村支书刘渊一夜之间名誉扫地，成为村民唾骂的对象。然而乡镇政府调查组进行调查后，并未调查出水沟工程中刘渊有受贿行为(确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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