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策略性表达减少了村民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和摩擦。在沙村的调查中村民也向我们反映了对村干部的不满，发了许多牢骚，但一涉及到具体人物和事件时都表述得含糊其辞。在沙村与村民F的谈话情况就是如此，F对新当选的村主任J明显不满，但在我们的谈话中却表达得很含蓄。
问：你对J当村主任有什么看法？
答：不好说，都住在一块地儿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问：你尽管说，我们不会传出去的。
答：(笑一笑，欲言又止)……，我们村是个大村，人口多人心杂，要选出个镇住地盘的中意人也不……，不好说(摇摇头) ……
历史事实说明，无论农民参加什么组织，其初衷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获得社会归属感（王峰，2003）。普通村民在失语的政治语境中，本能地把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更多地寄托于村庄中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非治理精英身上，依附于各种非正式组织乃至非法组织。这样，村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话语能力的非治理精英成为普通村民不可多得的利益代言人，引导着村庄舆论和村庄政治起伏。
4、集体行动中的组织意图：乡镇权威张力在村庄中的延伸
在民主机制嵌入乡村社会后，乡村高度整合的治理权威开始逐步退出村庄场域，以往在村庄建立的准政府的行政组织和由政府直接任命的村庄干部及以党代政、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就缺少了存在的制度依据。然而国家准动员的压力型体制下，乡镇对村庄的资源提取性质的政务却在进一步加强，且政务的完成与否与乡镇干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前途直接挂钩，于是乡镇政权以完成政务为目标的对村级
人事的控制表现出积极扩张的欲望，其行动逻辑必然倾斜于能够完成乡镇布置的各项任务的“中意人”上，对村庄选举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甚至完全左右选举局面。长期村级治理所积累的权威资源的浸染与“官管民”的天经地义在村庄中的文化认同，以及恩威并治的工作方式保证了乡镇经济和乡村稳定目标的诱惑，使乡镇权威在村庄的延伸和渗透迟迟不愿退出或只在经济领域象征性的减弱。在沙村所在的镇政府与一位副书记交谈时，这位副书记就用“责任重如泰山，权力轻如鸿毛”来戏称乡镇无权的地位和抱怨县级政府对乡镇部分权力部门的上收直管。
然而随着村组法的颁布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乡镇对村庄的干预行为受到了来自国家
法律的质疑而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甚至成为村民上访的直接被告和间接被告。于是“组织意图”这一界限模糊的词语在乡镇干部口中流行起来，通过一套更具隐蔽性和策略性的控制程序与话语体系来达成目标成为乡镇政权的现实选择。在G县的村级换届选举中，乡镇政府一般要由党委、
人大及政府有关部门成员成立选举领导小组部署、指导和监督全乡的选举工作，在选举期间，乡镇“包村”干部也要在村庄把握选举局面。在村庄也相应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和村庄原班人马组成的选举工作小组，通过“酝酿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并报乡镇领导小组同意，这个机制为按乡镇意图与村庄干部私意圈定正式候选人提供了可能性。乡镇政权另一个策略行动则是通过对村党支部的直接控制来对村庄选举产生间接影响，一般来说，村支委的换届先于村委会换届，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绝对领导权为乡镇的控制行为提供了合法注脚。村党支部书记对乡镇党委也有着很大的亲和力，比较自觉地贯切乡镇党委的意图，包括对村委会的领导（金太军，2003）。乡镇政权在对村庄候选人不满意时，一句“组织意图”，村支书就会心领神会的利用手中的举荐权将村庄侯选人从名单中“抹掉”，村支部书记也会趁机将自己的心腹或“靠得住的人”插进班子，与乡镇政权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沙村与廖某的谈话印证了我们的一些想法。
问：你认为村干部该与乡镇政府搞好关系吗？
答：很有必要，关系搞不好有可能被撤了，关系搞好了，还可以到乡镇弄些好处，多拨些经费，去年村委换届，我们村就比其他村多要了1200块钱。
乡镇政权的策略与行为在村庄治理精英对付非治理精英的行动中得到效仿，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村庄，乡镇组织、体制资源的运作与“组织意图”的套用在治理精英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治理精英力战非治理精英的“上方宝剑”。当然，治理精英由于治理权威丧失而无法完成乡镇任务时，乡镇政府也可能以“组织意图”的名义对村级班子进行微调，把乡镇中意的非治理精英安排进班子，成为非治理精英进入村庄权力的一条重要路径依赖。[NextPage]
三、 精英博弈矩阵演绎与“亚瘫痪”状态
村庄场域是村庄精英博弈活动的空间和载体。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一个场域由附着由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它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及其相互争夺的行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村庄精英也是亚当·斯密假设下的理性“经济人”，他们进入村庄权力体系有两个方面的预期效用：一方面是利益预期，对于个人来说，通过权力的运作不仅得到了应得的工资报酬，还可以通过职权获取一些无形的资源，如村庄
福利的发放权、村庄土地的审批权、利用国家政策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等；另一方面，是精神预期，在传统乡村文化网络中，村干部与老百姓眼中“当官的”身份对应，是农村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体面事，通过权力“光环”也可以抬升个人地位和声望，如被邀出席和组织村庄的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家族成员没人敢欺负等。在村庄精英系统中，不论是治理精英还是非治理精英，不论是村支书还是村主任，其介入村庄权力体系都是有着利益预期和精神预期激励的，因而非合作博弈及其困境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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