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中有一定动员能力，并且与乡（镇）干部有一定关系的村民被任命为村干部，干部的去向完全由上级乡镇政权决定，不少农村地区就广泛流传着的“村干部乡里定”的说法。上级单一授权的来源方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上层的忠诚网络，治理精英成为国家利益在村庄中的代理人。在封闭状态的村庄共同体中，治理精英凭借组织性权威在完成国家
政务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扮演起村庄“监护人”角色，从而成为村庄公共事务
管理依赖的对象并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拥护。治理精英因为权力运作不但获得了应有的工资报酬，而且获取了尊重等无形资产回报。出于对村庄权力和利益的独占心理，即将退位的治理精英在干部更替时，也会充分利用职位优势和乡（镇）干部的人际网络，尽可能安排自己的子女、亲属或心腹接位，进行一场权力交接的家族拉力赛，印证了农村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1980年代，村庄治理精英度过了一个“外无干扰、内无抵制”的黄金时期。
然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行的是层层压力型体制，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实行“
国税不足
地税补、地税不足
财政补”的财税政策，使乡（镇）对农村资源抽取性质的政务不断加强，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乡村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乡镇政权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抽取和来自乡镇的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达标活动，使治理精英无暇应付，“一年就是要钱、要粮、要命，简直成了乡政府的走狗”①。同时，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村庄公共设施建设难以启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治理精英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似乎“黔驴技穷”，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与心理需要，加之村庄原有“意识形态”禁锢的解除和可利用资源的增加使村民对治理精英的依赖进一步削弱，治理精英的“监护人”角色在村民心目中暗然失色。１９９８年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全面实行，治理精英的产生方式由原来任命制为主转换为政府主导的村委会选举和任命两种，乡镇与村的关系逐步由领导转向为指导，使治理精英的合法性基础和授权来源发生了由“上”至“下”的转变，乡镇已经不能任意决定村委会干部的任免与去留，即使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来自村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村民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与压力体制下不断扩张的乡镇政权使治理精英在利益分配行动中产生逻辑冲突：治理精英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积极，与村民的冲突可能就越大；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消极，就有可能失去自上而下的组织支持，影响自身角色生存。而在这种缺失治理资源和权威的村治环境中村庄治理精英一方面要代理政府执行税费征徼、
计划生育等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又要代表村民利益进行村务建设、为村民提供庇护，其结果是 “对上负责困难，对下负责不足”、“上有压力，下有阻力”，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精英处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乡镇政府与农民夹缝之中求生存的结构性两难，“代理人”角色和“监护人”角色相互冲突，使治理精英陷入“两头受气”甚至“费力不讨好”的困局之中。
２、 经济分化与宗族资源：非治理精英异军突起
非治理精英在村庄的崛起与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紧密关联。进入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村庄中一批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通过勤劳和努力率先富了起来，村庄中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大批经济能人因为拥有经济资源与村民形成雇佣关系，而对部分村民形成支配关系，在乡村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不但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村庄公共事务尽力获得村民的普遍尊重，成为村庄中具有一言九鼎之威的经济精英。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纵深推进，打破了传统村庄共同体的封闭状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因素不断渗入村庄，村庄内围绕利益分配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传统人伦格局相互碰撞导致了村庄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旧的权力运行规则打破了，新的规则尚未完善，村庄权力出现暂时真空。从管理学角度讲，在一定的人群中，总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在发挥作用，如果正式权力在基层出现真空状态，就会有别的权力形式来填补。村庄权力的断裂与空白，为非治理精英的生存与发挥影响提供了空间。伴随着宗族势力的兴起，一大批宗族精英脱颖而出并“虎视”村庄权力。随着国家权威控制在村域的渐行渐远，农村“黑金”势力、
宗教组织也乘虚而入、死灰复燃并抢占村庄资源，希冀在村庄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垄断村庄政治资源。
非治理精英的异军突起形成了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多元精英竞争的权力格局。在经过民主制度的洗礼与民主选举的训练后，非治理精英逐渐熟悉掌握和学会运用民主技巧和政治策略扩大自己的影响，逐步具备了与治理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挑战治理精英，觊觎村庄权力的一支“劲旅”。
3、政治语境中的失语：普通村民的策略性表达
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在经济上也是自主
经营的自由主体，然而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农民就象马克思所形容的“马铃薯”，处于分割的原子化状态，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也无力把握市场。高度自由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村民感到了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他们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无力感（金太军，2002）。经济资源的缺失与政治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中的“棋子”角色，他们在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时往往受到村庄精英的裹挟，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村庄政治生活（仝志辉、贺雪峰，1999），且形成了一套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态度的策略性表达方式。
碍于乡亲情面，普通村民很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如村民大会)公开表明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利益取向，而是委婉地、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主见或中意人，甚至多半的村民在公共选择中是保持沉默，只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执行中借故消极抵抗和不合作，如通过拒交
农业税来表达对村干部的不满，以谩骂的方式指桑骂槐来宣泄利益表达受阻的不公平。我们把村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的沉默与非正式的私下场合的策略性表达称之为村民的“失语”状态，究其根源可知，在低流动性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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