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夹塞儿（插队），只要自己占的小便宜哪怕造成大麻烦也在所不惜；看热闹（鲁迅早就批评过的看客），幸灾乐祸，品头论足，且永远正确；旁若无人的喧哗，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以及对各种不合理现象的麻木。在西方，对于提高效率有明显作用的大
办公室布局，在中国不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只会造成互相干扰。这些，都对管理现代化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对于管理者来说，长期的官僚文化和专制文化熏陶，使欺骗、造假行为成为普遍存在。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信息的垄断权决定着权力的大小。各层次的管理着，都要设法对信息“留一手”，以保持自己的主动。在权力责任的压力下，普遍存在着对上对下的双向隐瞒或者信息歪曲。形成了官场独有的官话、套话、空话和假话。所有人用常识就可判断的假话，如亩产万斤十万斤之类，可以成为流行全国的权威语言而无法纠正。说真话会被淘汰出局，而说假话则能青云直上。如广东惠州的蔡育民，1991年担任惠州纺织工业集团总经理，1993年靠买了数万份登有选票的报纸组织员工和学生加班填写，从而登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榜首，并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5年申报全国劳模，将产值8000万元写成12亿元，将不到80万元的
利税写成7600万元，果然被评为全国劳模。惠州有关部门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为了抓典型，出政绩，以及不得罪某些上司，没有人揭穿这一骗局。这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构成了中国管理者的又一个文化背景。
对于管理者来说，空泛的集体主义抹杀了个人地位，使责任对象虚拟化。“革命”观念的渗透，使管理行为立足于“斗争哲学”。缺乏真诚的信仰和世俗化利己主义，又使支配管理行为的价值准则发生严重倾斜。官场的形式主义和欺瞒造假，塑造着官僚式的行为习惯。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而且功能极为强大的文化场，几乎每个管理者都要受它的左右，使管理活动严重扭曲，也使对管理行为的评价产生重大偏差。善于欺骗被视为“能人”，精于权术被看作“水平”，能够逃避道德以至
法律的约束就是高明，能够把下属治得服服帖帖就是权威。管理的科学化，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真正要实现则难乎其难。中国管理学在实践层面向科学化的发展和在理论层面向应用性的追求，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强大阻碍。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旧制度的和谐遭到了破坏，新制度的和谐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文化出现了新旧参差和左右扭曲，新的冲击旧的，旧的改造新的。这既给中国管理学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阻力。从转型时期的消极角度来看，转型所特有的道德崩溃和信用危机，铺天盖地的造假和善恶判断的颠倒，使管理者处于重重危险之中。在创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实际操作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转型的道德真空中，不道德的行为比道德行为（不论是新道德还是旧道德）能获得更大利益，使创建中国管理学的学问家和管理者都置身于两难处境。
另外，尽管制度层次的变更已经开始，旧的文化观念开始遭到新东西的挑战，但由于改革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部分文化积淀尚未受到冲击，甚至为了抗御西方思想的入侵，当局还会有意识地利用和倡导原有文化因素中某些表面上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冲突的东西。例如，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旗帜下泛起的精神决定论，大一统历史影响至今的求大思想，权力崇拜、等级观念和寻找“救世主”的心态等等，都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科学化有着极大阻碍，也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产生着新的负面影响。
精神的伟大作用，始终是中国管理中绕不过去的问题。在过去，精神作用演化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神话。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迷恋于中国人的精神威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政策推动下，官方和民间，都有相当一批人寄希望于用某种精神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这种精神可以是奥运精神、说“不”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也可以是抗洪精神、新儒学精神。我们不否认精神的作用，但如果把这种作用过于夸大，只会造成悲剧。况且，有些精神是不是符合现代化的方向尚大有疑问。例如，奥运的精神旨在健体，而所谓的“更高、更快、更强”，以不惜伤残为代价获取金牌，本身就背离了体育宗旨，用来指导现代化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说“不”的精神同老大帝国观念有多大差别？爱国主义如果失去理性，与义和团式的愚昧有何区分？1998年的抗洪精神实际不是新鲜事，早在三大战役、大庆会战中就出现过，从历史上看，这种精神更多的是用来动员群众而不是有序建设。对精神追求的庸俗化和片面化，最终恶果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在强调观念更新的浪潮中，全国最权威的大报在头版报道《何阳卖点子赚钱40万》，而所谓的“点子大王”何阳，揭穿了不过是骗子一个。
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开展和骗子横行的实际现象，似乎有着内在的联系，很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再如为了体现观念领先，强调反腐败，正在建造的大楼工地上就树起了“把××大楼建成廉政工程”的牌子，似乎口号就能决定大楼的性质。所有单位
办公室几乎都有的各种锦旗、奖状，是中国独有的一道风景线。
长期以来的求大思想，对中国的管理影响极大，而且现在还成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什么都要大，革命时讲大革命、大串连，建设时讲大生产、大跃进、大会战、大甩卖。就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为了“十周年”的门面，在北京搞了“十大建筑”。直到改革以后，这种求大思想不但没有收敛，并且发扬光大。宝钢、三峡工程、二滩水电站、北京西客站，无不是“大”的产物，至于这种“最大”的背后交了多少学费，谁也说不清楚。宝钢上马后，当时就发现了问题，经过两次追踪决策进行重大修正才有所改观[7]，至今有关方面仍然以宝钢“在我们所有钢铁企业中效益最好”来掩饰其决策失误。北京西客站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最大的水电站二滩要亏损至2009年才罢休。有关方面专门解释二滩的亏损时，依然强调二滩的建设决策是合理的，认为二滩的问题是地方的小水电争占了电力市场[8]。如果这么大的决策竟然可以不考虑电力市场的竞争因素，能够说决策是合理的吗？在这种求大思想的影响下，就连规模并不大的民营企业，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大。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在追求大，追求气派，现代管理所需的高效率，不知不觉中被大规模所替代。在效率上不会作文章的管理者，只要“大”，就不仅能掩饰掉自己的无能，而且能显示出自己的水平。结果，亚细亚、巨人集团等一系列为了求大而过度膨胀的企业连续垮台。至今各级政府在解决面对的管理难题时，都在津津乐道“造大船”，“造航空母舰”，强调“规模效应”，以“大”来回避管理问题。难道把一万个小舢板拼凑到一起就能组装航空母舰吗？
等级观念和救世主意识，至今还是中国管理的主导思想之一。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国家，古代的礼治，实质就是等级区分。特别是官僚体制的等级森严，一直影响到当代。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迟缓，不但未能削弱等级体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等级体系。现实中的管理者，最头痛的难题不是如何工作，而是如何分配（我们将报酬称之为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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