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因袭的行政与创新行政的冲突。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要求政府的行政不因袭于习惯与经验，墨守成规，率由旧章，而需根据日新月异的事态衍化，本革新精神，积极努力，自动奋发，不断创新。应由被动到主动，而非深居官署、养尊处优。 ·人治的行政与法治行政的冲突 。传统行政最大的弊端之一在于“以意为治”的人治，所谓“以权代法”以言代法，随人定法，法无常势，
管理依领导者的好恶、情感为取向，政府行政缺乏规则。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人治行政将行政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政府行政权威的危机。
（2）全能政府与行政权力的危机
在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统治的时代，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政府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实现高度的控制。政府直接控制生产’交换、分配的每一个环节，政府行使了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几乎所有的职能。人们习惯用行政－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来形容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
这种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管理体制直接导致：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社会创新动力的缺乏；
·政府体制的官僚化倾向；
·寻租与政治腐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实行，这种行政权力占统治地位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遇到更严厉的挑战，这种体制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系列制度上的冲突：
·计划与市场的冲突；
·集中与分散的冲突；
·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冲突；
·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冲突；
·部门管理与行业管理的冲突；
·法治管理与人治管理的冲突。
上述的冲突，意味着必须对权力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3）行政国家的危机
全能政府、权力集中所引发的中国行政的第三次危机在于膨胀的机构，人员的臃肿，财政的危机。
·急剧膨胀的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曾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严格控制机构设置的数量，在控编、消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有资表明，目前全国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局）级机构多达2100个，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一百多个，超过中央编委规定的机构限额15个左右，而全国地区一级党设机构平均设置50多个，地级市65个，县一级45个。我国目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常设机构，超限总数高达3万多个。
在常设机构之中的内设机构也是无法
统计某地区常设机构是29个（这在地区一级中是较少的）但在29个工作部门之中竞有236个内设机构，人员比例占地区行署干部的43％。
非常设机构之多在中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市的非常设机构有130个之多。且许多非常设机构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常设机构。
事业单位盲目发展。以安徽省为例，1983－1988年，全省事业单位由31009个增加到48484个，人员由50·6万人增加到67·27万人，增长33％。
机构升级成风。近两年来，全国各地机构升级蔓延成风，有县升市的有县级市升地级市的 ，处级单位升厅（局）级单位的，甚至非常设机构也要求升级。机构升格、官员升级、待遇改变，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急剧膨胀的人员
据统计，1979年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为1500万，到1991年已增加到3400万每年均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我国现有在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上编外人员和各种翻牌公司的人员1，机关人数多达4000万。这么一支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也是世界奇观之一。
在这支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之中，超编现象十分普遍，从全国情况来看，县以上各级党政群机关超编约60万人，县级超编30万人，
乡镇一级超编214万人。多数省份超编，有些超过50％
具体到地方，情况依然如此。
以山西省为例，1990年同1984年相比，省机构增加54·8％地市处级以上单位增加87·4％、科级以上单位增加94·2％，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单位增加60·9％，到1990年，全省财政供养人数由1985年的63万人增加到91万人。1987年－1990年，全省党、政、群、事业机关超编率分别为41·5％、34·6％、39·3％、34·7％[NextPage]
·财政危机
由于机构臃肿，冗员太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使本来有限的财力更加捉襟见肘。据财政部统计，1980年全国行政事业费开支为404亿元，到1991年远大1400亿元以上，增加了2·5倍，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幅度。目前，全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已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40％以上。而全国1898个县中，有1091个发生财政赤字，占县总数的57％左右。
全国财政如此，大多数省的财政危机则更为明显和严重。山西省1980年－1990年十余年中，财政负担的行政事业人员净增33万人，同于行政的财政支出，平均每年递增14·9％，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9·95％的速度。1990年全省财政同于生产建设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55·85下降到23·5％，而用于“吃饭”部分的支出则由44·4％上升到76·5％。全省118个县中，由“吃饭财政”进一步变为“饥饿财政”，1991年，赤字县50个左右赤字总额达亿元。
甘肃省1980年行政事业人员只有20万人，1990年则高达66万人，当年的3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有26亿被用于吃饭财政。
河南省1990年的行政事业费占全部财政收入的近70％。
安徽省70％以上的县，全部财政收入用于“人头费”开支。
全国为数不少的省份，财政收入的65％以上用于行政事业费开支，大多数县80％－90％的财政收入用于行政事业费开支。
机构、人员、财政三大危机使中国这个行政国家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
（6）
（4）政府生产能力低下
与行政国家危机相连系的，是中国政府生产能力的危机－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与官僚主义的盛行。－－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对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作了如下的描述：“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摆面子，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并提出上述现象“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政府生产力危机由此引发。
第二部分：体制的创新与行政发展的新图式
现时代中国政府行政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体制的危机和体制的失效。这种体制的危机与失效不仅仅来源传统的体制设计，更重要的是来自现实的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传统的行政体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没有一个政府体制，没有一部宪章是永存的。过去的是历史，而我们所要作的是在历史发展所演生的新文明的基础上设计并建立一个更适宜的政府行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现时代中国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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