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发达国家的实践同时证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应首先实现工业化，才能从不发达过渡到发达。这是因为工业的生产率高，尤其是边际生产率高，而农业生产率尤其是边际生产率相对较低，优先发展工业可以提高全社会边际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加经济总量，进而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在工业化后期农业已难以起到带动全局发展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和现代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资源依附型转化为智能依附型的高效率、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现代产业，其转变的道路基本上有两条，一是资本集约（或曰技术集约），二是劳动集约。一般来说，实现工业化较早，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又相对缺乏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往往从生产工具和技术改革上入手，走资本集约或技术集约道路。如美国。人多地少的国家利用劳动力方面找出路，侧重于采用生物技术，精耕细作，进行集约经营，以提高单产。如荷兰。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发达国家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农业现代化，都是与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这主要体现在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例如欧盟和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每年都在500亿美元上下。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工业化中后期以前，大规模的重工产业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还没有力量从资金和物质上对农业提供支持，只有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才形成了大举援助农业的能力，加上此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村人口比重更低，所以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实质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支持与保护，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能力的提高和相关保护政策的实施。
其次，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也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的中心。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是城市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化将走上前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地域界限，将其周边地区纳入了城市化轨道。美国将这一扩大了的区域定义为大都市区。1940年至今，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优先发展，大都市区数量由58个增加到331个，人口近2.2亿，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由11个增加到60个，人口由3490万增加到1.4亿，超过了美国总人口的50％。当今时代，城市之所以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城市化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城市规模扩张和功能提升引发了产业集聚效应，只有集中于城市的生产要素，才能最有效地接受市场的配置；城市集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越多，集聚体内的企业就可以越方便地获取资金、原料、商务服务和人力资本，节约交易费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外部规模经济，二是城市化提高了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城市是市场的载体，从本质上讲，城市的核心是“市”，至于“城”已基本失去了意义。“市”是吸引非农产业集中的初始动因，也是后来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三是城市化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所以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引发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韩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同期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由60％降至20％以下。日本战后城市
工商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户数量急剧减少，其中1960年农户为606万户，1973年降至495万户，1990年又降至383万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数十倍，成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如此，经济学家研究世界城市化发展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件事情引起另一件事情的机制，城市化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的直接产品，甚至也不是它带来的直接利益，而是它对就业技能、教育水平、消费习惯、现代思维和新的需求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三，工业化、城市化促进了产业布局的调整优化，高效农业和现代工业在不同地域合理分工并充分展示各自的比较优势。工业化、城市化不仅会带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升级，而且有助于劳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合理化，前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者则有助于提高地区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两个过程同时进行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因为根据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理论，由于各地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以及技术条件不同，产业发展在地域分布与空间组合上表现出的结果是分工差异和地区差异，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也一般表现为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这样一个非均衡增长过程。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生产要素和主导产业总是根据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由选择最佳区域，相应的产业布局的调整总是保证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初期，西方各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社会化大工业成为优先发展产业，城市化的及时跟进又使得大城市成为现代工业的集聚地和区域经济地增长极，由此原来的产业分布格局被打破，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高效农业与现代工业分别在更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区域内重新整合、分布和集中，劳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如美国的区域经济自东向西依次推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开展特征，这些特征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三大城市的兴起过程中都有集中反映：从19世纪初至20年代，商业贸易往来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进了纽约的繁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西部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区，芝加哥脱颖而出；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第三产业长足发展，洛杉矶实力大增，以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三大经济圈，鼎足而立，相得益彰。与此相对应，美国农业生产区域自东向西逐步转移，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和较大的地区之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分工，形成了玉米带、
棉花带、畜牧带、烟草带、水果带、小麦带等10大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区域化分布和专业化生产的特点。自此以后，美国区域经济形成了有重点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产业布局结构，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鉴于我国国情不同，各地情况也千差万别，无法也不必要照搬别国模式，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演进规律是相同的。从中我们可以全面深刻理解经济发达地区“农退”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思路。首先，工业化、城市化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极好的机遇。工业化、城市化是推进现代化的“两个轮子”，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轴”，在本世纪开始的头二十年，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掌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了有效化解城乡发展一系列突出矛盾的主动权。其次，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城市化要优先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现代工业经济、城市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大大下降，现代化大工业、大城市在一些地区优先发展并发挥主导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农村必须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洗礼才能如“凤凰涅pán＠①”，展现出全新的面貌。第三，经济增长不能“只见物不见人”。现阶段“三农”问题的焦点是人的问题，不让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顺利进入城市，就会割裂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正常关系，不仅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势必会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第四，“农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农退”是农业比重下降和农业人口减少的过程；就发达地区而言，随着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外资、民资大量涌入，“农退”还是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这都会带动三次产业布局在更大区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整合。从全局、长远角度想问题，发达地区“农退”是必须的“退”，是积极的“退”，先“退”才能先“进”，早“退”才能早“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大胆一些，更彻底一些。
三、立足本地实际，大胆改革创新，着眼于全面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做好做实“农退”这篇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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