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担保债务总额为111万元。其中：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75万元，占67.6%；为个人担保债务19万元，占17.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17万元，占15.3%.
形成村级债务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支出1773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5.7%，其中：兴办企业投资负债958万元，占54%；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支出负债679万元，占38.3%.二是上缴税费1603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2.3%.其中：乡统筹费欠款1307万元，占81.5%；国家税收欠债171万元，占10.7%；部门收费、罚款负债6万元，占0.4%.三是公益性支出1101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22.2%.其中：道路修建支出欠债838万元，占76.1%；教育支出欠债231万元，占21.0%；卫生支出欠债13万元，占1.2%.四是除生产性支出、上缴税费、公益性支出和管理费用以外的其它支出291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5.9%.五是管理费用192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9%.其中：村组干部报酬欠债135万元，占70.3%；招待费用欠债16万元，占8.3%.
三、乡村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不仅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表面看来，乡村债务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反映，实际上，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既有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制度安排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的乡村债务
首先，从D区的乡村债务构成可以看出，兴建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形成的负债占债务总量的一半以上，表明乡村财政收支缺口很大。乡镇财政是1983年国家实行政社分设、组建乡镇政府时获得自主地位的，其功能在当时被定位于保障乡镇政府有效运作。但是，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各级政府在职能划分和支出范围的划分上开始模糊。随着分税制实施和各上级政府在财权的“强干弱枝”的政策导向下，省、地市级政府照搬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或取向，不断加大财力的集中程度，在将财权上收的同时，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极不对称。县、乡两级政府所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基数大、增长快而无法压缩，如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改变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局面都成了基层政府特别是乡级政府的沉重负担。一方面，上级财政的集中度都在提高。比如，1993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2%，到2002年上升为54.9%，同时，省、市两级也想方设法增加财力集中度，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分税制改革后，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另一方面，各种升级达标的指令性目标又不断地下达到乡村，如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普九、普六等公益事业或达标升级活动都需要乡村出资，其中很多是远远超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乡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开始被异化，担负起更多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外的职责。为了完成省级政府下达的“普六”、“普九”任务，D区的乡镇村因为学校建设借债就达4875万元。
其次，为发展乡村经济而借债。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对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在发展本地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省、市、县级政府，还是乡、村都有一种内在冲动，实施所谓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在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不断加大。上级政府的摊派不仅体现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对乡镇政府下达招商引资和兴办企业硬指标上。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乡镇政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只好举债兴办企业，有些地方是要求乡乡办厂、村村冒烟。如果企业办起来以后能够赢利，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不存在债务风险，一切问题都还好解决。但是，从实践来看，乡村兴办的企业往往属于竞争性行业，重复建设，受到资金、市场的限制，加上技术落后，经营不善，从一开始就注定为短命项目，企业投产之日就是企业亏损之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大多投资都以失败告终，使乡村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除了乡村直接投资兴办企业而负债以外，招商引资是当前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一大手段。为了改善本地交通条件等投资环境，往往是市、县政府统一要求投资修建道路，有的地方要求乡乡通水泥路，有的地方甚至还要求村村通水泥路，往往上级政府所下拨资金杯水车薪，更多地是通过行政命令由乡村配套资金，为了完成任务，乡村只好举债。D区乡村因道路修建造成的债务额达3014万元。
第三、乡村负债也与乡村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数众多有关，供养人员不仅有乡镇政府在编和不在编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村庄层面的村组干部，出现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严重格局。1984年，乡体制恢复之初，大多数乡镇工作人员仅有20人左右。1988年前后实行了重大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县直属部门归乡政府管理，而人事管理体制未健全，造成乡镇机构膨胀，人员过度增长。并且人员增长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导致人头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致形成90年代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被用于人头费的普遍现象，有了“吃饭财政”一说。当收入不足于弥补支出时，债务就开始形成。D区乡村两级在这方面的债务额为2113万元，这个数字不算小。这充分说明基层政府机构和村组干部人数严重超过实际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的乡镇盲目追求高消费，建豪华办公设施、购置小汽车、大吃大喝等行为的存在。
第四、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形成的乡村债务。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农民除了上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外，还有各种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十分沉重，大多数农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