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在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方面，人们长期在“国家”与“市场”二者之间“兜圈子”，陷入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陆续开始了治道变革的进程。在公共事物的“治道”上，通过区分公共物品提供与生产的基础上，采用签约外包、特许经营、代用券等方式，在公共行政领域成功建立起“影子市场”的准市场机制，提高了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效率，降低其供给成本。同时，按照地方公共经济模式，基层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集体消费单位”，在公共物品供给上不放弃责任，以弥补市场供给的不足；在公共物品生产上进行成本——收益权衡，采取灵活多样的生产方式，并制定规则对其他生产主体进行绩效评估和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民本取向和民意旨归，“政府买单、民众签单”机制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密切了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关联。这样，通过重塑政府和私营企业、中介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之间各自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的权威，一种“多中心体制”得以建立。“多中心体制”在国家主权理论与市场组织理论之外，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社群的互动，提供了超越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的路径选择。在我国，受历史传统和国情因素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长期存在政府独家垄断的“单打一”格局，严重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和社群自主治理、协作办“社”的积极性，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需求脱节的困境。为跨越这一供给困境的“壁垒”，我国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实现“全能服务”向“效能服务”的转变，重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政府安排与组织、市场化方式运作、社会协同参与的地方公共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