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学人文的从21．7％降至13．3％，学法政的从37．6％降至22．8％，学商的从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学医的从3．9％升至39．7％，学工程的从11．0％升至18．5％，学自然科学的从7．6％升至14．3％，学教育的从6．6％升至7．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 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 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 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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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 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著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 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 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 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 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 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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