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
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
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
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p83)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全国的生员名额原只有46 322人(文生员25 089人，武生员21 233人)，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就增至56 919人(文生员30 113人，武生员26 806人)。[19](p88,94)生员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文生员而论，据估计，每三年有200万人竞争30 113个名额。[19](p92)整个士绅阶层的人数，据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约11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约145万人。[19](p137)
士绅阶层属于儒家学者，缺乏现代知识与技能，无法应对采用新武器、新战术的外国军事侵略，无法应对外国工商业的入侵，也无法应对外来
文化的传布。为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在改革派的怂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并把旧的教育制度废除，新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共造就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特别在某一个年代，中国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没有统计数字。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师生数作为示例。小学生不在计算之列，此处把各级学校的老师和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列为知识阶层，可以分成两个等级：一为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小学教师、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二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大学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大专学生。1909年，在学校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147 871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38 197人，计共186 068人。①
近代以来，发展教育被视为富强的一种快捷途径。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学生的数目即不断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达448 620人，上层达58 104人，总共506 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谋求各方面的建设，对教育的发展尤为注意。在抗战期间，对教育亦不忽视。抗战胜利后，各级学校迅速恢复，1946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达2 825 863人，上层达229 687人，总共3 055 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统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国12年)代表北京政府时期，1946年(民国35年)代表国民政府时期，在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数，国民政府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的6倍，为清末的16．4倍，为清末整个士绅阶层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后，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学习的内容几乎也完全改变。关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专长，如以全国为范围，并无统计资料可循，但在校大专学生各科系的人数，也许可以作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间，历年大专学生的数目从25 178至44 167不等，各科系的学生在全部学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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