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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