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者来说是一个难关，中国不得不面临抉择，要么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通过军事力量捍卫毛泽东、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和经济发展，要么在没有现代化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亡命于因经济挫折引发的混乱。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一支强大的海军所带来的对外部市场的控制。[44]张文木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军事手段使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国家安全哲学”，在至今为止所有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中可以算是最系统与最精致的，他的表述有一种惊人的直率。这一安全理论显示了一个曾经遭受侵略的落后大国的报复之心与图强渴望。它的出现表明，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仇外幽灵在中国是可能笼络人心的。
法西斯主义的鬼魂需要附在有形的肌体上才能作祟，否则就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那么，在何种族群、文化或历史的基础上，一种作为情绪或理论的中国民族主义能够变成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掌控国家力量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90年代中国的各种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之共性是功利主义，这表明，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幻的、没有基础的。以下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比较，中国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本不同于纳粹德国，也不同于30年代的日本。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产生于议会民主的背景下，这两种极端民族主义都得益于面对民主的无力甚或民主的失败时所产生的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应；换言之，当权威发生危机时，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民主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当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之际，这样的政权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充当其意识形态工具。而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共产政权的建立可以看作是1911年共和革命失败后政治权威长期缺位所导致的结果。从权威缺位到极权主义，中国似乎完成了一个循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可视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个新起点，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国家权威，而是为了摆脱权威的膨胀。到现在为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国家机器剥夺或压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国家机器的权威需要进一步加强。即便当局想要强化其专政机器的权威，也无需借重民族主义话语，官方意识形态本来就是现成的工具。可以说，在内政方面，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而在国际关系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回潮并非起因于帝国主义新一轮的侵略，也不是西方为了阻止中国发展而采取的战略性孤立政策；相反，开放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相互依赖越来越深。无论是对现政权（为了获得政治合法性）还是对民族（为了国家利益）来说，开放都是必由之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市场有利可图的依赖、亚洲汉文化圈及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等等，最可能激发的应该是一种一争高下的情感，而不是中国人的排外反应。希望通过煽动排外主义来赢得追随者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今天日渐开放的中国社会里或许可以维持其声音，却未必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其次，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与日本、德国的族群相对单一不同，从远古开始汉民族就与其他民族混居，具普世主义倾向的华夏中心主义传统从不主张种族或族群的民族主义。今日中国多民族的现实甚至使具有种族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都成为不可能。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西方的封闭是以国际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名义发起的，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政策则奠基于有利于现代化的信念，这些长期性政策与民族主义理念都没有什么关系。进一步来看，整个中国近代史都雄辩地证明，中国人图强的渴望压倒了对文化独特性的维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中少有人主张闭关锁国。今天，中国人显然更希望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不是偏安于国际社会的边缘。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意图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之上，是难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政治合法性的。
最后，在意识形态层面，当下的中国正在告别共产主义，在拒绝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其他主义的灌输也充满反感。共产主义那样超强的意识形态业已坍塌，今日初现的民族主义就能在共产主义的废墟上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威？王力雄谈到《中国可以说不》时写道：“在如此一片精神废墟上，怎么可能再祭起什么‘主义’的大旗──不管那大旗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主义是一种信仰。民族主义被称为当今世界的‘第四宗教’，原因就在这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肯去充当‘血肉长城’或‘肉体炸弹’的。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45]”这个评价是严厉的，但它需要一些补充说明。如果说民族主义不能在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精神废墟上建立权威的话，自由主义与中国之缘还没有完结。事实上，90年代的中国不仅留下了集体主义失败的深深烙印，而且还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上升，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现象显然不利于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国原初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今天，民族主义又失去了信仰。同时，从中华民族的宗教性来说，由于没有宗教建构，信仰不专，因此也不会形成像伊斯兰那样的狂热的民族主义。
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民族象征实际上是缺位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这个补充论据可用来论证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幻性。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裂。这个断裂不但至今未被填平，而且正是这一历史事件将民族与国家分割开来。那时中国政府冒挑战儒家仁政传统之大韪，犯下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致命错误，因此，北京政权不但难以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也不是民族利益的合格代表。从短期来看，这一政权只能迁就西方，而不能按照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逻辑行事。在此语境下，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可能产生影响的民族主义只能是建立于体制之外，甚至与其对抗。这种远景对于民族主义的演化及其政治操纵者来说都是不乐观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除了少数机会主义者的声音之外，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并未成为民族主义的信徒。面对镇压、审查和权力的犬儒化，中国社会出现普遍的价值失落，人们得过且过、冷漠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一些吸引力，但这种情况与政治高压下的言论不自由有关，并不能证明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民众的真正吸引力。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主义更象是被北京政府送到意识形态舞台上表演独角戏的戏子。
「注释」
[1]参见孙立平的《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义三题》，《东方》（北京），1996年第1期，第15-19页。
[2]可参考Richard Bernstein 和Ross Munro合著的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Knopf，1997）以及Charles Krauthammer 的"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Time ，July 31，1995.[3]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编，“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观点访谈》26期。该文在海外广为转载与评论。见《北京之春》1992年1月号。
[4]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的文章提到，这个文件的作者包括陈云之子陈元、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等人。
[5]Jean-Philippe Beja，"Nationalisme，les intellectuels sont partages（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意见不一）"，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34，March-April，1996.[6]《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
[7]第一次在1994年，共有7千青年人被访谈，第二次在1995年，共有10万人被访谈，调查的主题是“中国青年看世界”。
[8]Jean-Philippe Beja，"Nationalisme，les intellectuels sont partages"，Perspectives chinoises：No.37，Sept.-Oc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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