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
对中共当局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是其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外壳，所以它不便公开赞同这一报告坦率的说法。尽管这一报告从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90年代中共当局的政治实践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这一纲领。该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中共当局这一意识形态孤儿的行为举止的珍贵钥匙。正是从那个阶段开始，人们目击了马列主义话语被悄悄地一点点地抹去，同时还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励传统和儒学的回归。例如，黄帝陵祭祀仪式曾经在红色中国被禁止多年，中共当局长期视其为“封建活动”，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却批准恢复此活动，1994年清明节，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李瑞环代表当局到陕西参加了黄帝陵祭祀仪式，他向全体华人（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致词，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4年10月初，北京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显要人物（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开幕式上，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顾了孔子和儒学如何成功地推动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认为孔子和儒学对于当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与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越性[5]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了。
中国的民众尽管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对官方提倡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怀旧的古代出版物开始流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识分子则与时俱进地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6].对当局来说，过分依赖于复苏传统文化会凸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困窘，反而让人们联想到共产党的根基已经风雨飘摇，所以，调动民众的反美情绪就成为必须。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何以反美为主诉？
80年代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拜冷战之赐，那时中国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三角中的重要一极。冷战结束后，中国和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灰飞烟灭了，中共发现西方成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但是，在中共（政府和臣服于其
宣传的民众）眼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可以用利益加以分化的阵营。作为中国天才军事家孙子的信奉者，北京政府将美国与欧洲国家区别开来，指斥美国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以便达到孤立美国的目的。于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现实需要又与“文革”期间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教条结合起来了。
从1993年要求“亚洲式”人权的《曼谷宣言》，到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事件转化为对己有利的宣传，谴责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干涉中国内政，将中国在“入关”和“申奥”等国际谈判中的失败归咎于美国。
台海问题则始终是中国当局鼓动反美情绪的阀门。台湾这个当年被国民党占据的小岛与共产中国隔海对峙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宣传教育一直把两岸统一称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化逐渐扩大了两岸经济与政治上的差距，中共看到了台湾独立的危险，开始频繁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孤立这个“反叛之岛”。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在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官方的反美宣传操纵了多数民众对台海问题的认知。1994到1995年间，在中国大陆有过两次以青年为访谈对象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也是中国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7]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将反台反美的宣传推向了高峰。该书的作者是几位年青学人，他们号召反对美国霸权。有消息称，该书一共卖了80万册。[8]此书显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肥沃土壤，其民粹仇外的意气之辞，流露出在官方媒体煽动下的反美复仇情绪。虽然政府并未就此书表态，但是官方媒体对此书的报导说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该书商业上的成功使其他挂着这个著名的“不”字的书籍相继出版：《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应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9]……
除了这类书之外，还有一些书也被媒体热炒，尤其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1996年12月）、《中国有多坏？》（李希光，1999年）和《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王小东、宋强，1999年11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可以说是从整体上否认美国媒体的宣言书；《中国有多坏？》围绕同一主题，是李希光在中美关系好转后对第一本书的部分修正。有两个理由使得房宁、王小东、宋强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值得一提。首先，该书被看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其次，房宁、王小东是上述两次以中国青年为对象的针对美国的民意调查的主要
组织者，这两次调查以惊人的方式揭示了中国年轻人的反美情绪。宋强和乔边（该书编辑）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据乔边称，《中国可以说不》的灵感同样直接来自这两次调查[10].实际上，“说不俱乐部”这个小圈子不到10人。《中国可以说不》可能不过是件机会主义者的产品。著名政治小说《黄祸》的作者王力雄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里的民族主义只是一场商业玩弄政治的成功的游戏。[11]
考虑到“说不俱乐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反美情绪只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虚张声势，而不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真正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国人反美情绪的主要源头。对于共产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个杠杆，北京政府可以轻松地动员民众，以实现仿佛命中注定的中国“统一”的使命。在这一历史神话中，台湾政府被描绘成民族的“叛徒”，美国则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事实上，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民主的台湾，以及经济上获得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台湾，对于共产政权来说是一个双重威胁。自东欧共产制度垮台以来，中国政府只能将中国无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同属于中华文明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共产党的官方说教失去了支撑点。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共产政权所宣称的“分裂民族”，而是因为台湾的成就在政治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看，两岸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当共产政权命悬一线时，它就有可能发动一场“统一祖国”的战争以求自保。
四、“战略型民族主义”
在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诱惑并不限于官方为扩大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层面，也不限于大众的情绪化反应层面，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同样攻城掠地。在3家主要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杂志中，《战略与管理》宣称要重建明末的实学传统，《东方》和《读书》同样积极推进民族主义的回归。[12]或许我们可以将知识分子主张的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出于备用战略的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怀旧的道德民族主义。
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当局需要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之后不久，有人就急于为政府出谋献策。例如，文学批评家何新曾建议政府将异议人士流放到国外，通过科研津贴和在非政治领域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声，从而有步骤地消除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何新为此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回报，包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伪造的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对话以及从中国社科院分得一套四居室住房。[13]何新建议，在不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以民族主义来强化现有意识形态。沿着民族主义的套路，何新开出的“处方”仍然是那几味“药”：反美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1990年底何新写道：“美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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