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是在一定
文化支配下的情感过程。比如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恐逃窜的现象,完全可以用博弈论方法加以模拟,但决定这一现象的行为机制却既可能是理性选择,也可能是生物本能。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阿克塞罗德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模型,但阿克塞罗德却把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同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合作行为的产生。显然,在阿克塞罗德的眼里,博弈论方法展现的仅是一个事物背后的结构逻辑,而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机制。正因为博弈论方法并不需要理性选择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所以它才会在目前的理论生物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因为生物学家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换句话说,经验型的博弈论理论顶多是一个唯象理论。
第二,我们可以说,虽然博弈论逻辑所模拟的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动机,但如果我们能用博弈论方法来正确演绎一个经验事物的动态,那么,这一方法在经验分析中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问题在于,即使一个博弈论模型完全模拟了某一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也根本无法知道这一模型内在的结构逻辑所展现的是否就是真正的经验逻辑。这里面首先有个“多对一”的问题。一个复杂的经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但由于这些社会机制的作用往往是在一个方向上,因此,如果用形式模型来解释一个复杂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往往可以创造出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模型来解释同一个现象。举例言之,在威权国家下,许多社会运动往往以被镇压而告终。对于诸如此类的具体结局,我们都可以建立许多形式模型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博弈论模型中假设,这场运动中的政府和运动参加者都想有个妥协的结局,但是,由于他们之间无法进行通畅的信息交流,结果导致了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也可以假设,在这场运动中政府和运动参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问题,但是相互之间却缺乏信任,导致这些信息的效用大大减低,结果也会导致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还可以把政府要员分成保守派和温和派,把运动的积极分子分成激进派和稳健派,这样,我们只要在模型中假设在政府中保守派最终占了上风,或运动参与者中的激进派最终占了上风,或双方各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分别占了上风,模型的最终模拟结果都是一样的:镇压。甚至,我们可以把一个运动中博弈的双方改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假设在运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因为受到来自运动的直接压力而会催促中央政府尽快拿出解决办法来,这也会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我想,读者们还能继续为“运动被镇压”这一结局再设计出许多博弈论模型来。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事实。关于欧洲新教运动的兴起、关于中国或东欧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结局,学界曾建立过种种不同的博弈论模型(Deng ,1997 ; Hovil & Werker , 2005 : 5 - 34 ; Karklins & Petersen , 1993 ; Shiu & Sutter ,1996) 。这类文章本身质量有好有坏,但它们一般都很少能够增进读者对作者所欲解释的经验事物的理解。总之,由于许多数学逻辑都能模拟一个相同的经验逻辑,但建立一个能正确模拟一个经验事物的模型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经验事物。
有人可能会说,定性的经验理论存在着同样的“多对一”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肯定见过许多在逻辑上能很好地解释某一经验事物,但事实上却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定性经验模型。不过,对于定性经验理论来说,这至少不是在方法论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与数学经验模型相比,定性经验理论有着大得多的叙事上的可塑性。在定性的经验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扩大被解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结构性因素,甚至是历史性因素(比如结构性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转变、路径依赖、转折点、意外事件,等等) 。这些都是定量模型难以做到的。在数学经验模型中,不要说加入历史性因素,即使增加若干结构性因素,许多数学模型也会变得无解,或者即使有解,那些解本身也会变得难以理解和解释。并且,随着具体结构变量的不断加入,这一定量模型就越来越像是专门为某一特殊的经验事物而建立的了,从而失去了数学模型固有的理论抽象力,结果是理论和经验两头不着边。因此,建立复杂数学模型来逼近经验事实的取向,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有时候,一个本身很有价值的形式模型,由于建立者不懂形式模型与经验解释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一本正经地用它去解释许多复杂的经验事物,从而得出许多可笑的结论。比如,库冉在上世纪90 年代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Kuran ,1991、1995、1997) ,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著述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会从安然无事一下转换到崩溃的程度? 库冉认为,这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社会中的普遍作用。库冉把“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用博弈论模型进行了表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公司、国家或其他实体中的许多成员其实早已知道内部已经出现危机,却无人敢说或无人想说,危机因此而愈演愈烈。这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突然站出来指出已经存在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机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是一片太平的实体就突然走向崩溃。库冉的这一模型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在思想和言论受到很大压制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实体中,困难和危机往往会积压,这就为突然崩溃创造了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库冉相当天真地认为,世界上许多雪崩型事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的作用。他甚至试图用这一简单的机制来解释东欧共产党国家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突然垮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像东欧共产党国家突然垮台这类现象才变得不可预测(Kuran ,1991、1995) 。对于这种幼稚的论点,我没有专门进行反驳的必要。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某些东欧国家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事实比他的模型要复杂得多。
既然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也不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难以尽数的形式模型,但多数模型发表之后就如泥牛沉海,很少能像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一样引起广泛的兴趣。为什么? 正如前面已经多次阐述的,一个判别形式模型质量的最重要准则,就是看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许多已经发表的形式模型之所以折戟沉沙,关键就在于这些模型的出发点没有多大意义,建模几乎成了数学游戏。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下面不妨再举两个例子。
1999 年, 《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试图把网络理论与博弈论结合起来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章(Chwe ,1999 :128 - 156) 。该文根据网络成员的人数,把人际网络分成不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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