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
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
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
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发布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
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
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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