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获得当时工作的有32人，所占比例为37%，在各种就业途径中排第一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8人，所占比例为50%，排第一位；在15位傣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1人，所占比例为73%，排第一位；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5人，所占比例为19%，排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访谈调查显示，这些到北京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不少人就在自己亲戚开办的企业中工作。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位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工作的维吾尔族同胞通过自己的哥哥介绍，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帮远在新疆的亲友进货，做一些兼职工作。
在类似的研究（如王奋宇、李路路等对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城市流动就业者的问卷调查）中，有约50%的就业者是依靠所在城市的亲戚找到工作的。（注：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二）地缘和业缘关系：常用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
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
根据本课题组对207名少数民族外出就业者的调查，各民族外出就业者依靠朋友关系获得当时工作的人数及其比例是：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有15人，占19%，在各种就业途径中并列排在第二位；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有29人，占33%，排第二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有6人，占38%，排第二位。总的来看，依靠非亲缘关系（如同学、同乡、朋友、战友等）介绍而得到当时工作的约占25%，排在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
此外，国家
农业部农研中心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300个家庭的访谈调查表明，约有23%的劳动力在首次外出就业时，是依靠地缘关系获取就业信息。（注：参见杜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地与输出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1996年，第39页。）
笔者在2001年的调查中，曾问及被访者“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结果是，最看好“朋友”的占25%，位列第一；看好“亲戚”的占13%，看好“家人”的占12%，分别列于第四和第五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35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亲属的帮助，而是由于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大多依然在家乡，靠不上。
刘小珉2001年在内蒙古做调查时发现，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门路”，即在城里没有靠得上的亲戚、朋友。而人们之所以不敢轻易出来闯荡，是因为曾有不少人外出后找不到活干。（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50-51页。）对于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来说，依靠亲友找工作应该是风险最低的就业途径。
城市流动就业者，主要是利用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和业缘关系等“先赋性”或现存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是由于他们到城市的时间还不长，大多数人还属于第一代迁移者。但也有少部分人正在利用新的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因素（如教育、努力、机会、选择等），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三）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弱关系网及其社会资本
对于初次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帮助。但是，对于已经实现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要谋求发展，就必须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此，他们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出门在外，真正可依靠的是自己所在单位的同事，尤其是领导或企业老板。2001年，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一位员工（女，壮族）在访谈中说：“我比较要好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经常来往。他们有的是在华侨城里工作，有的是在酒楼里做
服务员。我跟深圳当地人没有来往，因为我们白天在这里上班，晚上要表演，没有机会认识深圳当地的人。”又比如，深圳某台资运动器材厂一位员工（男，苗族）表示：“来深圳这么久，我跟深圳人还没有接触过，我们都是跟上下级、同事接触。”（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39、148页。）2001年笔者在北京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外来就业者的年龄多是从十五六岁到30多岁，对他们来说，父母几乎是靠不上的。他们有的没有结婚，单身在外，有的夫妻一同来，共同生活。受访者在回答“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时，有22%的人选择“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又如，1996年笔者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外出打工者中了解到，那些在广东、上海、浙江和福建等省（市）就业的苗族和侗族，他们主要是在当地老板开办的工厂里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自己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对他们来说，所在单位的领导或企业老板既是自己要建立的新的业缘关系，也是自己要积累的新的社会资本。
2.“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一位藏族同胞在谈及自己的交友方式时说：“我有很多藏族朋友，有甘肃的，也有青海和西藏的，我们来往很密切。我经常和朋友们通过电话联系，我们还时常在一起聚一聚，有时也一起外出游玩，但机会很少，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不过，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多数是藏族，也有汉族）聚在一起庆贺一下。”（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53-154页。）
在北京举办的少数民族节日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中，总是有不少年轻人积极主动地交结新的朋友，以扩大自己的交往面，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结交异性朋友，进而建立家庭，也是迁移就业者在城市里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之一。据笔者的调查，生活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在考虑终身大事时，多倾向于从城里的同族或老乡中寻找对象。
可见，迁移就业者正在努力填补网络关系上的“结构洞”，并着意利用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
根据吉登斯（A.Giddens ）的社会系统理论，如果把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看做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就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何以会组合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281页。）它的使动性促使人们不断地利用和挖掘各种关系资源，并将其作为社会资本来配置经济资源；它的制约性则使人们不得不有的放矢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边燕杰在他的研究中曾谈及人们在城市求职过程中组合运用各种关系的一些情况。他指出，求职者经常使用间接关系力图接触到更高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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