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

   「内容提要」在以往的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经典，本文则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笔者在“乡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版”差序格局这个分析框架。笔者还采用网络关系分析理论和方法，对北京和深圳迁移者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丰富了差序格局理论。

　　「关键词」差序格局/迁移/就业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资料

　　上世纪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发展为“民工潮”，外出打工被看成是无序的、盲目的人口流动。现在，外出就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在各种迁移就业或创业现象中，人们一般以为迁移就业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每个迁移者都是独立行动的，总体上是分散的、凌乱的。笔者则认为，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规则在驱动着这些迁移就业的人潮，这是值得人类学者探究的。

　　本文建立在这样一些研究设问之上：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其就业过程中，是如何利用和开发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而这些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其自身的适应方式的？从学理上看，费孝通经典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否可以完全说明迁移者在城市就业中运用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情形呢？

　　本文的调查资料来源于2001-2002年在北京市和深圳市采用问卷和访谈两种方法对200多位迁移就业者的调查。这项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01-2002年资助的一个重点课题，题为“城市适应模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和经济适应”。该课题组由笔者主持，成员包括色音、刘小珉、彭雪芳等3位。2002年6月，经过两年的努力，课题顺利结项，最终成果是张继焦等撰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注：在此，笔者对课题组各位成员的积极努力，金烨、解立红、宝山、南快、陈延超、周毛草、苏发祥、朱向春等人所做的调查以及各位受访者的合作，一并致以感谢。）

　　一、差序格局理论及城市流动人口相关研究成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注：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版，第24-30页。）

　　在差序格局理论的影响下，以往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一般也是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性因素或角色、地位和身份等层级关系着手，来调查和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网络、自我认同和群体关系等问题。比如，王春光和项飚根据在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经验认为，在特定区域居住的外来群体不仅能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形成相互的社会认同和关系网络，而且能够形成具有自治性质的社区生活。（注：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2页；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也认为，像“浙江村”这样的城市中的“村落”，是人口流动中一种社会组织和整合机制的创新，体现了通过城乡互动而实现的自治社区的特点。（注：参见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这类研究明显带有结构分析的特征，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中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地位、身份和角色等概念确定研究对象在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来界定和分析他们在特定社会安排中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上述研究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资源配置和组织机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预设出发，把握农村外来人口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互动和建构中的作用，对学术界在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政府管理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和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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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反思

　　毫无疑问，差序格局的说法对描述城市中的迁移就业者以初级关系（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初级关系”指的是人们的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贴切的。然而，在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城市环境中，如果生硬地照搬差序格局理论，则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变得简单化。从层级关系（如角色认同、社会分层等）入手进行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城市迁移就业者在社会结构和市场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可能忽视其中的许多规则和因素。其理由有四：第一，迁移城市的就业者作为“新来者”，在面对“陌生”而又“新奇”的城市世界时，既会有一种“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又会感到焦虑不安。对来自农村或小地方的新移民来说，都市是一个未知的、捉摸不定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但是，他们不可能只生活在熟人圈里，他们还需要按城市的规则建立新的就业、投资和经营等关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换等关系。

　　第二，进入城市环境中的就业者所面临的，不再是单一的、均质的和稳定的农村社会关系，而是复杂的、异质的和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2001年本课题组在北京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少数民族迁移者从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社会经济交往方面的侧重点与在家乡时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在社会交往方面，蒙古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交情，而来京后发现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上下级关系”，于是就把自己以前最看重的“交情”移到第二位；藏族和傣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发觉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交情”，于是就感到需要调整自己的交友观念。进入城市的迁移就业者原来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留在遥远的故乡，他们原来所遵循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变得愈来愈不合实际。为了在城市里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必须不断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

　　第三，到城市中就业的少数民族必须主动参与跨民族的交往活动。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城市中，以行政体系、商业联系和个人关系等为纽带，形成了汉族与不同民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可以从中获取信息、资金和机遇。那些进入城市中谋求发展的少数民族，必然设法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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