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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理解，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大多数人是否能上升到这少数的水平(哪怕是最终)?人在宗教信仰、道德水准方面的差别无疑要小于他们在智力和才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换言之，前一种能力在人类中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广泛性和可变性，是否即使在这方面，也仍然冲不破多数与少数的畛域呢?如果一种精神追求仅仅在少数人那里达到一种普遍性”，那么它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少数人代表人类去追求呢?这少数能代表人类吗?难道就由这少数而不是多数来体现人之为人的特性?这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如何安排呢?其政治的架构又如何设计呢?而且这少数人，作为人不是仍与上帝有着绝对的距离?劳伦斯则也许是从另一方面接近到这一核心。当默里告诉他说“传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线索”，劳伦斯开始不以为然，以为传奇是“废话”，后读了几遍，觉得自己从中听到了“对基督的最后的、基督无法回答的批评”。在他看来，宗教大法官的意见就是伊凡的意见，伊凡的意见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见。他说：“无庸置疑，大法官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耶稣的最后意见。这意见坦率说来就是：耶稣，你是不确切的，人们必须纠正你。耶稣最后默默地吻了大法官，正像阿辽沙对伊凡做的一样。”这意见是建立在二千年的历史经验上的，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基础上的。人不能不忠于它的本性。没有任何灵异能使他永远超越其限度。 [NextPage]
那么，什么是现实生活着的人们、普通人的界限呢?劳伦斯认为，是以下三种倘不满足，人类就不能持续，普通人也不能“自由”(不能跟随上帝)的生命要求：1、他要求作为一种奇迹，来自上帝之手的面包；2、他要求奇迹意义上的神秘；3、他要求自己能拜倒在前的权威。
这三种要求妨碍了人们“自由”，它们是人的“弱点”。只有少数人能摆脱这要求，能强大到足以能成为满足基督要求的基督徒。大部分人是软弱的、反叛的，他们甚至不能分享尘世的面包。因而基督教对大多数人是太困难了，它只能被少数圣徒或英雄实现。它甚至于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因为它要求的比人性所能承受的要高。这样，可行的结构就须交给大法官，以他的名义建立教会与国家。耶稣认为人应当是自由的和无限的故尔爱人类，大法官是基于
人事实上的样子爱人类，爱现实和有限的人。
在劳伦斯看来，人确实总在寻求奇迹、神秘与权威，今天则是从科学和机器中寻求奇迹，我们必须同意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物质的生活(面包、金钱)就是真实的生活，地上的面包就是天上的面包。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分别，群众不可能看到，永远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折磨人的真理的人”，一旦认识了它就将改变历史进程。少数人应掌握面包再分给群众，否则，如果人们“自由地”去抢夺面包，人类就将走向毁灭。否认金钱，认为那是魔鬼的东西，就将把群众掷给魔鬼，我们不能这样，而是要接受限制，用一种等级制方式来安排这些：给人们面包、奇迹和权威。这正是基督教的爱人类，是
服务于全能的主，正是他造就了两种人。许多热情的人以为把地上的面包给穷人就是“天上的面包”，可是那不是，尤其对于穷人那不是!那对他们恰好是天上面包的丧失。
那么什么是“天上的面包”呢?劳伦斯认为，每代人都必须自己回答：“天上的面包”就是生命，是现在的生活。使生命活跃和欢乐的就是“天上的面包”，地上的面包只是其副产品。大多数人不会理解这一点，但它是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只有少数人理解，让他们承担起责任吧。我们在得到“地上的面包”的过程中所尝到的就是“天上的面包”。奇迹与神秘是结合在一起的。权威就是那掌握面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很深刻：把他们自己的面包拿来再分给他们，给回他们，那有奇迹的意义，使面包味道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下，尘世的面包失去了它的香味的缘故。人需要服从什么人不是他的软弱，而是他的本性，他的力量，能使他接触远处更伟大的生命。正像宗教大法官所说，精选者的神秘是基督教的一个不可解的神秘，历史上自然产生的人们中的主(Lord)也是人的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我们必须接受这神秘。这样做并不是残忍，而是对事实的重新发现，只是到十八世纪末，所有人的完美性的幻觉才占据了文明民族的想象，但这是一个幻觉。伊凡必须重述老的真理：即大多数人不可能辨别善恶，因为这是极其困难的，甚至那些按生命价值生活的美好单纯的人，现在也只能通过金钱来评估价值。让那些有特别天赋的少数人来辨别善恶，确定对金钱价值的生命价值吧，让多数人在一种等级制中带着感激接受这决定、服从他们吧。这里有何残忍和邪恶呢?耶稣吻了大法官，意思就是，谢谢你，你是对的，聪明的老人!阿辽沙吻了伊凡，意思也是：谢谢你，你是对的，你挑起了担子!"让他们为他们重新发现了真理欢乐吧。
劳伦斯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确实，以前大多数对“传奇”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似乎都未充分地考虑由人性、人的差别，尤其是多数与少数之分将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这个问题不仅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是明摆着的，也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西伯利亚时期”多部长篇小说的始终--从《罪与罚》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人分为两种，到《群魔》希加廖夫把人分为两部分的社会体系，再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问题始终突出地存在。但人们却常常对此视若无睹，或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这是否是一个简单化的时代的影响所致呢?无论如何，这里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最大的神秘，遇到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即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又将怎样呢?如果人性不是如此，不是存在差别，不是有多数与少数之分，就像人在知(知识)、情(幸福)、意(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局限性，而是完善并且齐一的话，这世界又会怎样呢?这样的人类是否还是人类呢?甚至如果多数也是少数，也像少数那样更为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目标，哪怕他们个人道德水准不低，但在精神目标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无法通融的差异，那么人类间的斗争是不是反而会更加激烈、更加可怕呢?甚至人类早就要因这更激烈的斗争而不存于世了呢?这样一来，就又可以说是沉默的、隋性的多数既是拖住了，又是支持了这一世界了。
宗教大法官代表少数对上帝的诉说实际是独白。百姓不说话，上帝也没有说话。在故事中，上帝在整个宗教大法官诉说的过程中一直默默无语，他只是一直热心地静静地听着，直率地盯着大法官的眼睛，不反驳也不解释。最后也是一言不发地走近老人，默默地吻了一下宗教大法官那没有血色的、九十岁人的嘴唇，然后他走了。这就是全部的回答。上帝无言，劳伦斯认为这个吻就是表示赞同，而我们却远不敢如此肯定。宗教大法官说出了自己最深的困惑和疑问，然而他得不到回答，永远得不到回答。那也许是无法解答的，或者说是超出人所能理解的。它在我们面前永远是一个谜，是一个亘古的疑问，一个横在天地之间的疑问。从上天和地下两方面都没有回音。百姓根本不会提出这个疑问，“百姓默默无语”，而上帝也不开口，也许他是无法用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回答。总之，此时还没有“最后的话”。最后的话也许要等到那最后的一刻。然而，无论如何，问题已经提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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